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日本必须赶在中华将它的军备工业发动起来之前，彻底地将其击败。因此日本计划进行一个短平快的战争。日本军队将在防卫线上散开，使中华的进攻劳而无功，一直等到中华失去了信心并退出战争，任由日本组建自己新征服的帝国。此源于盟军给予的信心和支持，也是一张通往地狱的门票。

然而即使在参与制定计划的那一小撮军队和民间领导人的内部，也有一些官员认为取得这个巨大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天皇想起了当年和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海战，于是就召见了帝国海军的军令部总长（即海军总司令）永野修身，问道：“你觉得能取得一场大胜吗？就像当年的对马之战一样。”永野修身回答说：“我很抱歉地回答您，那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说道：“那么这将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战争了。”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了设计并着手进行他们巨大的冒险行动，日本的领导人都在依赖于一个隐藏的力量。天皇的诏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于天皇的臣民来说，对于诏书的坚信程度和他们对从太阳女神——天照大神那里直接流传下来的话的坚信程度是一样的。

诏书不仅具有世俗法律的效力，还具有天授的约束力。由于来自神话深处的信仰，天皇的战争宣言所召唤起的力量，是来自一个极为深远的源头，而这力量比流水线上下来的任何硬件都强大得多。这个源头就是所谓的大和魂——也就是日本精神。

日本的领导人极为坚定地认为他们国家的人民拥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尽管在语言上的定义非常简明，但这个力量比任何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都要强大。虽然，最终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但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精神的确是一个促进和支持的力量，其作用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日本人的团结在二战中是无与伦比的。奋不顾身的海员们明知必死无疑，还要争先恐后地要求驾驶鱼雷艇，而神风特攻队那些年轻的飞行员们则不惜撞向敌机同归于尽，这些都是日本的教育、军事和宗教传统熏陶的必然结果。

为了国家和天皇的利益，一个充满激情的日本人可以二话不说地牺牲一切，上至东条英机首相这样的高官，下至街头田边的平民，无一例外。日本政治中极少有异议者，而异议不仅指行动，也指言论，更包括了怀有危险的异端思想。

日本的战争是全民的战争。日本人民忍受着漫长的饥荒煎熬，妇女们在煤矿中吃力地挥舞着镐头，孩子们在工厂里长时间地工作，老人则挖掘松树的根来做燃料，甚至连和尚们也被征去从事军事后勤服务。

中华成百次的空袭造成了差不多1300万日本平民的死亡，但同时有成千百万的人在时刻准备着与入侵的敌人决一死战，尽管他们的武器只有拗尖了的棍子。

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和魂”的体现，这种精神发源于日本的历史，已经融入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血液之中。

实际上，日本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时，来自何方，在渺茫的传说和编造的故事中早已不可追寻。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公元之前的某个时间，就开始了一股向日本持续且不断增长的移民流动。移民主要由蒙古人构成，他们沿着朝鲜半岛而下，渡过海峡，登上这个位于东亚尽头的火山密布的列岛。

他们在最南端的三个岛上定居下来，并和那里的原住居民渐渐融合，列岛的整个面积要比意大利稍大一点，但没有一个地方离海超过70英里，移民居住在高耸入云的群山之间，住在青翠的山谷里和林木茂盛的山坡上，这里气候宜人，水源丰美，但问题是矿产资源奇缺。

二战开始后和西方开战的那些日本人，正是这些原始部族的直系后代。他们的血统几乎没有任何的混杂，在日本战时的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属于别的血统。因为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观点，地理上与世隔绝，同时在政治上也常常处于孤立状态，日本人也许在全世界的主要民族中是单一性最强的一个民族。

尽管在日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长达几百年的迅速甚至激烈变动的时期，但某些情况和价值标准却是传承不变的。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日本只有不到20的平地可供耕种），日本形成了一套水田稻作的农业体系，从2世纪一直传到20世纪，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日本的田地支离破碎，每块平均面积25英亩，在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田块上，农民们共同劳动，分享公共灌溉系统带来的福祉，这个系统浇灌着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稻米。

在这种复杂的共享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观点：一种超过了古代宗族或者是尔后的封建采邑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必须通过合作和相互理解来维护。随着日本发展成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日本人开始聚成一个个集团，一起生活，一起娱乐，一起经营，通过协商一致来管理集团事务。异议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

如此小的一片土地，却要永远承载如此沉重的负担。因此，日本人对于自然，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也格外醉心于它的美丽，这种尊敬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多神崇拜，在这里，自然现象都被人格化和神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