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钱的份上，莫吉亨做主，宽恕了葡萄牙的行为，而“圣母踏龙头”的塑像，也被葡萄牙人主动捣毁，明朝更警告葡萄牙，如果当地葡萄牙人再有违法行为，将以“连坐法”论处。

至于牛皮圈地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他们敢拿牛皮圈地，大明就敢让他们站在牛皮绳上。

经此一闹，直至现在，葡萄牙人基本上老实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日常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主权问题，明朝毫不含糊，虽然葡萄牙人早就在澳门设立“总署”，派驻官吏，但澳门一直被明朝划归在广东香山县治下，尤其是司法权方面，在澳门当地大至人命官司，小至

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皆要由明朝香山县县令审理解决，葡萄牙人毫无司法权力。

同时一旦葡萄牙人拖欠贸易税赋和租金，明朝通常会采取包围，断水断粮等惩罚性措施。因此明朝的澳门，绝非割让领土，而是明朝治下的一块“经济特区”。

葡萄牙真正得到澳门的主权，是在清朝入关后，先是趁明末变乱之际，取消了每年应向中国缴纳的商税，仅交租金。接着在清朝嘉庆年间，又向澳门派驻法官，将澳门的司法大权拿到手中，到了鸦片战争后，他们更趁清朝积弱之时，强迫清政府于1887年签订《中葡会议早约》和《中葡友好通商协定》，正式确立了澳门是葡萄牙领土。丢失澳门的罪责，确实应由满清政府承担。

但在明朝中后期，澳门这个“经济特区”，对明王朝的意义却是重大的，不但东南沿海贸易日益繁荣，日益剧增的贸易税收充实了国库，成就了嘉靖朝之后的“隆万中兴”。而且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也从此开始日益扩大。

大批的西方传教士经澳门纷纷来华，而中国士大夫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西方的天文，数学，水利，历法等思想进入中国，明末科学家徐光启正是在澳门认识了传教士利玛窦后，二人合作翻译了西方经典数学《几何原本》，今天中国学校里数学，物理，化学的各类名词，

皆最早来自此书。

而对西方来说，东方文明的输入，影响更为深远，此时已然流行的儒家哲学思想西传，被后来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所推崇，掀起了影响整个欧洲文明进程的“中国热”。毫不夸张的说，小小的澳门，是打开东西方文化壁垒的一扇门。

必须要再声明一次，明朝时澳门主权一直在手，明朝廷对外原则是极为敏感的，谁也不敢搞割土、卖土的买卖。顶多装糊涂当作不知道，但绝不会有人来搞什么卖国条约或和谈。

在司法方面，明政府采用符合澳门实际情况分别对待的方法。当澳门葡萄牙人触犯中国政府的法律规定时，予以治罪，驱逐澳门。立于澳门议事亭中的《海道禁约》，就是针对葡萄牙人历来的违法行为，于万历四十二年制定的，其第一款明文规定：禁止蓄养倭奴；中国官员发现违反此条款，“勒令尽数驱除”，逐出澳门，当澳门葡萄牙人自相侵犯时，明政府允许澳葡依照他们本民族的法律来审判治罪。

如果涉及中国人，不论属被告还是原告，都由中国官员审理。特别是发生杀害中国商民的人命重案，就要将杀人凶犯带往广州，按律处决。

在贸易税收的管理上，设立“澳关”，负责盘验，征收税银。万历二年，明政府在莲花茎设立关闸，凡省城供应澳门的酒米船只，以及澳门运往广州的香料船等，必须经香山县令亲验抽盘，防止违禁物品混入，并查对报税。

正德十二年，明政府已确定船货十分抽二的“抽分”方法。这对当时各处三十税一而言，是整整翻了六倍的重税。

针对葡萄牙人勾结中国奸商，买通“抽分”官员，造成关口执法不严，隐漏税大量增加的现象，明政府采取了由市舶提举司、海道衙门及香山县令一同对商船进行“丈抽”的收税办法，按船只大小和载货多少伯验收税，若发现船上有“走匿”货物，除补征税银外，“仍治以罪”。依据征税标准，澳葡每年应向广东市舶司纳税两万六千两，后增至四万六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