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义来还书，一进屋发现墙上的条幅，很奇怪，又发现桌上的两本暂新的书，看了看书名，问道：“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新书？”

“我高中的一个同学给我寄来的。”

韩文义随意拿起了《资本论》翻看着，看了一会儿，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书啊，什么商品啊，价值啊……说得像咒语似的。”

高志远笑着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书籍，不是我们常看的小说。”

“哲学是什么玩艺？”

“哲学……”高志远觉得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讲得清的，只能说，“哲学就是讲社会和自然本质与规律的学说，简单点儿说，它是讲社会怎样发展，为什么是现在这样子……”

韩文义插嘴道：“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呢？这得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才能读的，我们这老白丁不用说读，连听都听不懂。”他又看着墙上的条幅，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什么话啊？意识啊，存在啊……”

高志远笑着给他解释道：“意识就是人的思想，它是说人的思想是由存在决定的，不是思想决定存在。”

韩文义越发不解，说道：“人的思想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吗？自己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吗？”

高志远笑着说：“这是人的常识，觉得人的思想是由自己的意识决定的，这不对，是由他所存在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你越说让我越糊涂了，照你说的，人的思想不受自己支配，还受别的东西支配，”他突然大笑着说，“那不是中邪了吗？中邪人才不受自己支配，而受白兔子黄鼠狼子支配呢！”

高志远也大笑起来：“你可以这样认为，有些看似荒唐的却是真理，有些看似正确的去是谬误。”

韩文义指着高志远说：“你是着魔了，自己的思想不受自己支配了，尽说胡话了。”他又忽然发现高志远贴的那张写有日子的纸，便问，“这是做什么的？”

高志远笑了：“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你写上贴在墙上？”他一边说，一边看着上面的日子，嘴里嘟囔着，“十五，二十，二十五……你这是干什么用的？是读书计划？”

高志远笑道：“那是什么读书计划？”

韩文义又猜测道：“那这是做什么的呢？你和刘月芬设计的暗号？”

“你可能是恋爱走火入魔了，什么都往那里想。”

“那这是做什么的呢？莫非你是打坐入禅规定的日子？”

高志远看着韩文义的认真样，笑了起来：“你可别胡想了，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往出说。”

“咱们哥俩，我什么时间乱说过。”

“头些日子不是下了场雪吗？下雪那天我去担水，看到老五保孔羊倌顶着‘白毛风’找人担水呢。我就让他回去，我给他送一担水去。到他屋一看冰屋冷灶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顶风冒雪的找人担水，也够可怜的。我就给他说，以后不用找人了，我给你担水。他说他五、六天用一担水，我怕一忙忘了，就写在纸上，就忘不了了，按时间给他送水去。”

韩文义听了，感动地说：“你心眼真好！老五保找人担水多少年了，谁也没想到他可怜，你刚给他担水就想到了，善有善报，你一定会有好报的。”

高志远说：“你说，五、六天一担水算什么？就少待一会儿。你知道就行了，可别说出去，让人知道了不好。”

韩文义笑着：“你是做无名英雄。”

“什么无名英雄，就两担水，你可别玷污英雄了！”

说了会儿话，高志远便又沉浸在书中。

韩文义说道：“我说你这些日子着了魔似的看这书呢，你是被它魔住了。快把它扔了吧，你可别看了。”说着，拉起来高志远就走，“走，我领你出去放放风换换空气去。”

韩文义把高志远拉到院外，高志远说：“去哪？”

“去个你想去的地方。”不由分说，拉着他走出院外，直奔井台。

潘木匠正在井上打水，见他俩拉拉扯扯，好奇地问：“你俩这是作什么去？”

高志远挣脱韩文义的手，小声说：“帮潘木匠大叔打上水。”

韩文义和他相跟到了井台，说：“来，我们给你打，潘友祥作什么去了，怎么不来担水？”

潘木匠说：“那是个没笼头的马，吃完饭就跑出去玩了，谁知干什么去了。”

他们村中的井很深，十多丈，一个人打水非常吃力，年轻人还不觉得怎样，要是妇女和上点年龄的老人，很惧怕担水。

他俩帮潘木匠大叔打上水来，潘木匠大叔感激不尽地说：“可谢谢你们了。”

韩文义说：“谢什么，明天你别担水了，让潘友祥担。留着儿子不指使，养膘啊！”

潘木匠感叹地说：“二十来岁了，还像个孩子似的，整天就知道玩。”说着，担起一担水走了。

韩文义又拉着高志远的手，说：“走吧。”

高志远不解地：“你到底拉着我去哪？”

韩文义说：“上楼啊。”

高志远一惊：从农闲开始，韩文义就没少劝说他“上楼”，所谓“上楼”，就是去刘月芬家。据韩文义说，冬闲时节，刘月芬家就像俱乐部，每天人不断，多是年轻小伙子，当然，没结婚的小光棍居多。他也劝高志远趁农闲多上上楼，他说：“我要是你，就长到他们家，日久生情，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可高志远想，搞对象是两心相悦，又岂在朝夕相处，更何况他有很多书要读，很多事要做，怎能无所事事地天天去楼上呢？再说，为了搞对象，整天去讨好奉承，他也干不来啊！所以，虽然韩文义一再撺掇，他却始终没去。

高志远听说他拉他上楼，便用力挣脱韩文义拉着的手，说：“我不去。”

韩文义却又一把死死地扯住他的胳膊，生气地说：“你今天就当散散心，又能怎样？”

高志远说：“咱俩背上篓子去捡趟粪，到野外散散心多好！还非得去人家做什么？”

韩文义也来了犟脾气，生气地说：“你就上趟楼，那有老虎啊，还把你吃了不成？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说着，就像老鹰捉小鸡似的，不容他分说，拉着他就向楼上走去。

高志远想挣脱开，可韩文义的手死死地攥住他的胳膊，攥得生痛。他只得说：“你快轻点儿攥着吧，我胳膊都让你攥疼了。”

“好，你乖乖去，我不就轻点攥了吗？”

高志远只得跟着他走，刘月芬家在村东北角，三间房一个小院，院里除一窄窄的过道外，是一个菜园，园里一棵高大的枝杈密密的家杏树，长得很气势。高志远忽然想起儿时，韩文义领着他们偷杏的趣事。那时村里人都知道她家这棵家杏树，结的杏又甜又大，刘月芬的母亲怕人偷，养活了一条大黑狗，就把那大黑狗拴在杏树底下。那狗又大又厉害，陌生人甭想靠近，所以，她那杏树年年一个杏都不带丢的。但是有一年秋天，杏又熟了，黄橙橙的馋得人流口水。一天，韩文义找到了和他要好的小伙伴，当然也少不了高志远，他向他们说：“你们喜欢吃老刘家的杏吗？”小伙伴们都说：“喜欢吃，可你偷不出来，那大狗还不得把你咬烂了。”他说：“今天黑夜，你们和我一起去摘杏，保证让你们吃个够。”那时的孩子，哪有一个不顽皮的，甭说吃着杏，就是吃不着杏，也好搞恶作剧啊！晚上，他们都到了韩文义家，他等到村里人都睡觉了，领他们悄悄地到了老刘家，他让他们在墙跟藏着，他拿一个兜子，悄悄地走到老刘家院外，只见他把兜子里面的东西一块一块地扔进杏树底下，等扔尽了，回来对他们说：“把兜子都准备好，一会儿就等着捡杏吧。”大家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用酒泡的饼子，都扔给狗了，它吃了，过一会儿就醉了。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摘杏了。”他们都半信半疑，心思狗还能醉了？等了一阵儿，他又到了老刘家院外，往杏树底下扔了块石头，听听狗没叫，又扔了块，还没叫，便爬上墙，向他们招招手，轻轻地跳了下去。他们听听狗一点儿也没叫，就放心大胆地都悄悄翻过墙去，到了杏树下，只见那大黑狗躺在地上，它已昏迷不醒了。韩文义轻轻摇了摇树，那杏就像雨点儿似的落了下来。他们高兴地往兜里捡，每人都捡了满满一兜子，胜利而归。当然，刘月芬的母亲万万也没想到在杏树底下拴着那么厉害的狗竟把杏丢了，第二天，发现狗吐的秽物还酒气熏天呢，知道是有人用酒泡了干粮把狗醉倒了，把杏偷走了，老太太气得大骂了好几天。他们干听着挨骂，也不敢吱声，连家里人都不敢告诉。想起了这段糗事，不觉哑然失笑了。

韩文义奇怪地问：“你笑什么？”

高志远小声地：“我笑你小时候领我们偷杏的事。”

韩文义也笑着小声地说：“那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高志远笑着也小声说：“看你臭美的！要让刘月芬她母亲知道了，敢和你拼命！”

“你没听人们都叫她‘惹不起’吗？那可惹不了！”

他俩说着，走进屋里，果然满满一屋子人。炕稍放着一张炕桌，胡国栋、潘友祥等四个年青人在打扑克，四周围着一圈人看眼；刘月芬的母亲坐在炕头在纳鞋底；刘月芬坐在靠后墙放着的红漆柜前的凳子上看书。

见韩文义和高志远进来，刘月芬的母亲惊讶地叫道：“呀，志远怎么闲在来串门来了！”一边说着，一边拍着炕上说，“快，炕上坐。”

高志远看炕上满是人，便说：“婶，我随便。”

刘月芬的母亲又说：“月芬，还不沏茶给志远和文义喝，你不是常说，割地志远和文义没少帮助了你吗？”

刘月芬听了，便放下书，忙去沏茶。

这时，胡国栋挥着手里的扑克叫道：“也得给我沏一杯，我也没少帮助了你。”

刘月芬的母亲笑道：“少给你沏来，志远是头一次来，你还争。”

“好，高老师是头一次来，是贵客，礼应好好招待。”说完，又忙玩他的扑克去了。

刘月芬沏好茶，放在柜上，说：“志远哥文义哥，喝茶。”

他俩忙答应着。志远看刘月芬一眼，正好与刘月芬的目光相遇，那清澈的目光里满是期待和渴望，他不禁惶惑地收回目光，刘月芬也立即胀红了脸，低下了头。她白净细嫩的圆脸，似乎比干活时更白更滋润了，一双杏眼满含深情，她那娇羞扭捏的情态，让高志远觉得无比怜爱……

刘月芬的母亲仍说着：“志远刚回来干活，听说割地可快了……”

胡国栋插嘴道：“就是嘛，骑毛驴都追不上！”

刘月芬的母亲笑着问：“是真的吗？”

高志远忙说：“别听他们胡说，没成的事，哪有割那么快的。”

胡国栋说道：“这可不是胡说，是曹兽医亲眼见的，说他骑着毛驴从四队回来，我们在三节地割谷子，他和你说着话，毛驴‘颠颠”跑着，等到地头了，一点儿也没落下你。这是真的吧？”

刘月芬的母亲笑着说：“志远割地割得快，夜校也教得好，听说程凤荣纪静雯那样一个字都不识的都能看书读报了，真是干哪套有哪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