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并不后悔，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就像今天，如果又要当领导干部，又想在政治上失节、在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做不到“官苦犹得受戒僧”，最终结果就是沦为阶下囚。

于是，我更加地刻苦努力、疯狂学习。cd的论坛，几乎都去过；各寺的经典，也通通读过；cd的小妹，一个没泡过。这时，我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已经是一位理论功底深厚、佛学造诣高深的青年学者。当我想要进一步再求学业，却发现四川已经没有可以让我学习的大师和场所。一时间，竟有“拔剑四顾茫茫然”的赶脚。

我心想：“四川这个地方，虽然生活安逸，虽然可以修道，但毕竟地方太小太偏，缺乏无上绝学和顶级大师。听说长安已经安定，有许多战时深藏的秘籍，此时又对外开放了。我必须回首都去。”

我和二哥商量，他不同意。他的理由是按照《大唐帝国僧侣管理办法》，和尚受了具足戒，就是该单位正式员工了，必须服从本单位和地方政府管理，不能随意离开cd，需要一级级打报告，本寺、市佛教协会、省佛教协会、当地派出所、区市省公安局……层层批准并出具证明，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就像土共建政、改革开放前，去外地出差访友必须带着当地政府介绍信和全国粮票一样，这是一种控制人口流动、确保安全稳定的社会管理措施。

当然，我知道，二哥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理由。那就是他已经习惯cd的安逸生活了，习惯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了，不愿意离开这个熟悉舒适的环境从头开始。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但他是我亲哥，又带了我这么多年，我没法批评他，更不好强迫他。

最后我下了决心——偷跑。反正我已经二十一岁，生活上完全可以自理。在佛教界也颇有名气，混碗饭吃是没问题的。我就像无数的有志青年，非要离开自己家乡二三四线城市，一头扎入北上广深，为此可以长年漂泊，可以住地下室，可以住隔板房，就盼有朝一日，能成为高中端人口。

既然已经定下了决心，那么，问题是:应该如何偷跑呢？我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一个好方法，那便是混入商队、偷偷离城。走之前，我还是向二哥当面辞行。二哥十分不舍，流下了两行热泪，因为他知道从此一别、可能再也无法相见。而我没有哭，因为我太年轻，一心向往着外面的大世界，心情就像马上要挣脱铁笼的小鸟。在亲情这件事上，父母家长和孩子的感受永远是不同的。父母都是牵挂不舍，孩子都是向往自由。外出的孩子就像一颗失联的人造卫星，只有向家里要钱的时候，才会向父母发出微弱的信号。

现在想来，我跟着二哥混了整整十一年，从十岁到二十一，相依为命，某种程度上，他代为履行了父亲的职责，就是长兄如父的道理，对我肯定是很不舍。

我对cd有没有一点留念呢？说实话，拥有时不珍惜，失去后才遗憾。用一首歌来形容，“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余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用一句诗来形容，“年少不知cd美，老来望川空流泪。”

辞行后，我悄悄换身衣服，戴上帽子，躲入商船，顺流而下。对于这次偷跑，我一点都没有心理阴影。“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偷呢？！”千年以后的孔乙己先生，已经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混得落魄，但风骨是有的。

沿途经过许多急流，还穿过长江三峡。我果然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不禁吟诗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哦，对不起，吟错了，这时李白还没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