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明解释道：“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时编撰的，编得很仓促，而且还有部分错误疏漏。我给学生们上课时，还必须自行增加、纠正一些内容，否则就是误人子弟。”

中央大学的教科书都如此敷衍，可见整体情况有多糟糕。

民国初期和中期，国内大学的教科书都是自行解决的。给力的学校精心编撰，不给力的就直接乱来，特别是跟国外有关的学科，多数都是盗版翻译而来。

民国期间最牛的西方历史教科书，当数余协中先生的《西洋通史》，但那本书还要等好几年才能出版。

周赫煊扭头对段锡朋说：“段校长，我想编一本西方史教科书，不知中央大学有没有兴趣？”

“当然有兴趣，”段锡朋笑道，“周先生是世界史学大家，你亲自主编的教科书，肯定属于权威著作。只要这本书编出来，中央大学立即就采用！”

周赫煊的目标可不仅仅是中央大学，他希望民国所有的大学，都采用他编撰的西方史教科书。

教科书这玩意儿，最容易夹带私货，把自己的思想潜移默化的传输给学生。

周赫煊这次准备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做蓝本，删改掉超前的部分，再增加一些爱国主义思想。

把《全球通史》放到20世纪30年代，绝对又是一部惊世之作，不仅会影响在校学生，恐怕世界著名的史学家都要奉若至宝。后世学界对《全球通史》评价极高，称其为“当代世界史编撰的一个新起点，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经典著作”。

到21世纪，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把《全球通史》作为基础课程教材，连一些军校都把它选做教科书。

第402章【重新定义世界史】

二战结束后，旧史学渐渐没落，被现代史学完全取代。而《全球通史》，便是现代史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等多个方面内容。

民国时期，不论是西方史学还是东方史学，都统一把人类历史分为“远古-中古-近代”，名为“三分法”。

然而根据这种历史划分方式，中国的近代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比西方近代史晚了几百年。这特么就尴尬了，搞得好像1840年以前的中国人未开化一样。

三分法存在严重的欧洲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