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报没有言及日军的伤亡，也没有提胶州湾方向两军的陆地攻防。

大约在晚上十点，朱尔典接到国内转来的一份特急电报，是格雷爵士签发的，电报说接到可靠情报，中国人正在与德国人密切接触，商谈加入同盟国作战的具体事宜。格雷在电报上严厉斥责了朱尔典的不作为，要他利用各种关系，动用各方面力量摸清中国人的底牌，无论如何不得让中国加入同盟国阵营。

这份电报令朱尔典大惑不解。身在北京的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中德两国外交谈判的消息，伦敦却知道了，消息从何而来？是那个该死的德国商团吗？

朱尔典严重怀疑这是中国人在故布疑阵。但格雷爵士的指示是必须执行的，利用各种关系？没错，朱尔典在中国政界有可靠的朋友，特别是北洋系有很多关系，但如此重大的决策，已经被边缘化的北洋系的那些人是不会得知消息的。

这份电报搞得我们可爱的英国大使先生彻夜难眠。脑子里不断勾勒一副中国加入德奥阵营的可怕图景，如果那成为事实，大英帝国在中国的所有租界、资产将彻底损失，香港绝对保不住了，甚至印度都受到了威胁。

在各种情况下冷静准确判断形势是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标志。但实际情况是总会出现偏差。或者高估对手的实力，或者低估对手。在中国陆军“毫不费力”地击败了日本陆军后，朱尔典突然犯了“恐华症”，他估算了中国陆军的实力，认为中国人甚至可以南北两线开战，北线攻击海参崴，南线攻击法属印度支那，那如何了得！他没有想到，拥有多少个师和使用多少个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拥有预备役和征召预备役并投入战争间的区别也极大。不然，日本陆军为何只派出一个11师团来山东救火？

注意收集华军军事情报的朱尔典轻易地算出了华军的兵力，他们已经有50多个师（朱尔典认为华军的旅相当于英军的师），而山东战场只投入了不到20个，他们还有很大的实力未曾动用呢。而且，现在的中国可不是十年前了，他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预备役制度，就算从建国后实行吧，五年则意味着有五批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退出现役回乡了。将这些人召回后华军的规模将扩大一倍！还有，华军不会扩招吗？战争时期，最多三个月，一个从未摸过枪的农民就可以变为基本合格的军人，中国的农民有多少？

朱尔典越想越怕。第二天早饭后立即派人请了袁克定来东交民巷。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大公子，也是袁世凯成年诸子中最热心政治的。跟他那个在京城文化界有着良好口碑的次子性格完全不同。袁世凯自蒙山军建政后一直闭门不出，表面上彻底告别了政军两界。但袁克定却很活跃，先是当选众议员，1912年又进入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家建在北京，还出资办了份《京华新闻》，很是活跃。跟京城上层人物及北洋系如徐世昌之流来往密切，起到了袁世凯希望的作用。

一个小时后，袁克定来了。

“亲爱的袁先生，看到你真是高兴。令尊好吗？”朱尔典操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问候道。

“家父安好。多谢大使先生垂问。不知大使先生找我有何急事？”

“情况紧急，我就不兜圈子了。看在我与令尊的友情上，请大公子务必直言相告。”朱尔典正色说道。

袁克定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情况是您不知道的呢？您可是北京城中消息最灵通的人啊。”

“贵国是否准备与德奥结盟了？”

“你问这个？”袁克定踌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