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啦，是他亲自对我讲的。”公冕很坚决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骗。”我这样说，一种诳报军情和冒功图赏的那类卑劣事迹，在我的脑中浮泛了起来。
搬家逃难的人是络续不绝的。从前线上也时而有散兵下来，抓着他们诘问时，都不知道有攻进了城的那么一回事。由种种情形的归纳，觉得那个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队的进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几位愿意同行的同志往前线去探听，待把消息探听的确了，再定行止。
二一
我们走到离洪山不远的地方，从对面有一架担架抬来，后面有一位背着驳壳枪的护兵跟随着。
担架愈见抬拢来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遮盖着的。在黄色的马裤上裹着黑皮腿套，两脚长伸着没动。我的注意力是完全集中在担架上的，我想到那负伤的一定是一位官长。
当那担架从我们的身旁擦身过的时候，那后面跟随着的一名护兵突然叫着我：
——“秘书长！主任……”
那人原来就是邓主任的护兵杨异，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连忙问着：“主任怎样？受了伤吗？”
——“无系，系……”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由那服装已经唤起了我的记忆和判断。我已经知道了那担架上的人是谁了。连忙跑到担架旁边去，揭开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来看，纪德甫的面孔现了出来。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脸色转化成了苍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眼泪顿时在我眼里鼓荡了起来。
——“主任有信。”杨异从自己的怀中取出了一封信来给我，是择生写给我的。信是写在抄本的一页上扯下来的，那诚恳而简单的几行文字至今还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脑里。
xx同志：
攻城计划仍归水泡，敌人尚在顽强抵抗。德甫同志于今晨正七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哀痛至极。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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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de
七时四十分于长春观
择生的署名是惯爱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写成“演达·邓”的，他这几行手书就像一股电气一样，一霎时使当场的同志们都严肃了起来，有好一阵大家都没有声息。
攻进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说完全是假造的。因为谁都相信当晚的夜袭一定可以攻进城，而先攻进城的部队在论功行赏上自会掌握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统制权，这便构成了那假造情报的动机和目的。但是为这种小小的阴谋所欺骗了的不愉快，却为纪德甫之战死所唤起的严肃而悲壮的感情，所镇压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伫立了一会之后，又只得回到全体的部员们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帜卷了起来，把队伍分散开，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敌人的炮手，大约也是因为有城墙的保护完全恢复了他们的镇静，在人少的时候他们是不肯开炮的。一些成了惊弓之鸟的部员们，算也诚惶诚恐地、先后把那段危险的地面通过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杨异用他那很难懂的广东话把晚上夜袭的情形告诉了我。话虽难懂，但也得到了一个梗概。
敢死队有一部分人是到达了城下，而且有少数的人是爬上了城墙的。但是敌人也早有防备。远处的用机关枪扫击，近处的用手榴弹投掷。爬上了城的人因为众寡不敌，都被打下了城来。其中有一位曹连长，爬上了城，也被敌人打下了。他的部下为去抢回他的尸首，死伤的很不少。
邓主任的马也被打死了。他们在前线上督队，一个子弹打来，端正地打中了马的脑壳。那子弹从邓主任的左胁下穿过，军服的袖子打穿了一个洞。人没有受伤，马是顿时倒了。
清早他们退到了长春观。那儿的地方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和城墙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的光景。他们就躲在那土墙背后，用驳壳枪和城上的敌人对打。把头伸出墙头去，打一枪立刻又缩下墙来。敌人也晓得这边是有人埋伏着的，用着机关枪对准扫射，但都没有把墙打穿。打进了园子里的枪弹，真是就和雨点一样。这边不应战，敌人也把枪准掉过了方向，不再对准着这边。但你一伸出头去打得几枪，他们又来向你下一阵子弹雨。就这样来复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纪德甫把头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势，正回过头来报告坐在墙脚下的邓主任和铁罗尼的时候，突然地有枪弹打中了什么的声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邓主任赶快把他扶着，晓得他是受了伤，顺着势子把他放横在地上。
邓主任和铁罗尼都来关照他，他用很低微的声音说：“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他就只这样说了这一句话，以后便没有声息了。
毫无虚饰的杨异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情形告诉了我。我听着他那木讷而低抑的声音，看着他那劳瘁了一夜而气色很沉闷的相貌，晓得他的内心是虔诚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别是德甫临终的那句话，很打动了他，他向着我反复了两三遍。一个人临到了死的关头，完全忘却了自我的存在，而顾虑着同在患难中的友人。——在这种精神的面前是谁个也会低头的。更何况杨昇是和他同处在一个死地的人，在他那朴素的心中，和山里的溪泉一样没有什么渣滓和尘埃夹杂着的心中，自然是会有更清澄更透彻的印象。
——“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
二二
纪德甫的尸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学，停放在临着南操场的楼上的一间讲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置办棺木和衣衾，另一方面得着几位部员和勤务兵的帮助，把他身上的军服解开来了，检验他的伤痕。
枪弹是从后头骨的左侧打进去的，从后颈窝下穿出；又从右肩打进胸部，由肩肿骨的右侧穿出；最后又打穿了右侧大腿的右侧的皮部。子弹的余势已尽，笼在军裤里面熔断成了三个颗粒，连布制的军裤都没有打穿。
就这样一枪贯穿了三处。头部和胸部的都是致命伤。血流得不多，但那内部的出血不用说是很厉害的。
接着又检查他随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类之外，手上有一只手表，衣包里有一个钱包。那个钱包是皮制的，已经很旧了，当着众人面前我替他打开来。从那里面取出的内容是：两个铜板和两张当票。当票是广东的当铺所开的，写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当的是什么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说来，怕只是被条和书籍之类，因为出发时不能随身带走，所以才采取了那样的办法，交给了当铺。
“两个铜板”——这层或者有人要怀疑，以为我是在有意地夸张。其实这倒是不足怪的，自广东出发以后直到武昌城下，没有正式地发过薪水。（自然，假如有需要，是随时可以向财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伙食，在行军中谁也不感觉有什么用费，所以德甫的钱包里也就只有那样的一点财产。不过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写着实话，毫无意思做小说。假如我要做小说，在这儿也正好夸张一下，可以替他编出一部日记或者编些信札出来。为投满脸骚疮的年轻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还可以编出几封恋爱的书信。但那是无聊到万分的，那样只会污辱了我们的德甫。
德甫的钱包我是交给了德谟他们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样我不知道。只有那断成了三个颗粒的枪弹，我是把来当成纪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难的时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抢劫。那个贵重的纪念品，和着好些重要的资料，一齐遗失了。
在那天的午后，棺木和衣衾都采办了回来，德甫便立即收殓了。我因为工作忙，没有临场。收殓后的棺木是暂时停寄在学校后庭的一个库房里面的。
在那天午后还做了些什么工作，我现在全无记忆了。只记得夜里我睡在床上做过几首哀悼德甫的诗，我现在把它们记录在这儿。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清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点钟，在要把德甫的灵柩送到邻近的寺院里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体人员连同勤务兵，都聚集在后庭的那座小库房前面为他展吊。小屋是砖砌的，就和汽车的格纳库一样，前面的门敞开着。因为天气热，棺材下已经有血水流出，同时也有臭味了。这样的情景尤其是触动哀感。
由胡公冕赞礼，大家在棺前沉默了五分钟之后，组织股长的李鹤龄报告德甫的履历。大意说他是山东人，在中学毕业后便到苏俄留学，留学期间不长，为中国的革命所迫提前回了国。但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语程度和理论水平已经可以有把握地作政治上的谈话和翻译了。他是共产党员，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样，他是怎样到的俄国，他是山东那一县的人，我现在都不记得。
接着是邓主任代表政治部全体的人致哀词，报告了他阵亡时的情况。接着是俄顾问铁罗尼用法国话致哀词，由鹤龄替他翻译。
铁罗尼的确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说，一面流着眼泪。他说：革命阵营里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同时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侣。他平时对于他太生疏了，对他没有充分的认识，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很明显地有一部分是表现在他的眼泪里的，铁罗尼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诗人，他是由于他的浪漫的热情而成为了革命家。他喜欢幽默，喜欢诗歌，喜欢在规律的生活之外作些余兴。但是纪德甫的性格却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谈话之外，连开口的机会都很少。从广东出发以来和他共同了两个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见过他有发笑的机会的。因此他们两人在平时便不很投合，铁罗尼早有换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调换工作。但是德甫的庄严的一死把铁罗尼对于他的感情完全改变了。
二三
自从纪德甫死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没有怎样的进展。爬城的计划失败了两次，牺牲了好些同志，以后便没有再行采用了。在两三天后大家所系望着的飞机由俄国同志的操纵从广东飞了来，但那飞机并不是轰炸机，也没有炸弹，只在武昌城上空把通常的手榴弹投了两次，散了几次传单，结果只是把敌人恐骇了一下。
这儿却有一个小小的插话。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手榴弹，有一颗是把武昌美术师范学校打中了的，并且还打中了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华林。华林当时在那儿教书，也就在那儿寄宿，那炸弹的破片打伤了他的足趾。他为此受了一些痛苦。后来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后，对于革命军曾经加以诅咒，而那诅咒的余沫更曾经飞溅到我的身上来过。
我现在把这段插话写在这儿，倒也并不是心存报复地要来奚落华林先生，我是想请他做一个活的证人，证明飞机投过炸弹的事情是实。而且更希望他为我们提供出些资料来，他在武昌城里过过四十天的笼城生活，像他那样有文笔的人，最好把那段生活记录出来，写一部“武昌城内”。
飞机的威骇没有用处，继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护的地方打地道通到武昌城下去。这样的工作不免要旷日持久，武昌城外的革命军便只有采取着待命的形势把武昌包围着。
到了八号，因为汉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紧，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汉口采办，非得有机关在汉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决定了在汉口设立办事处。起初本是拟订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准备都已经停当了的晚上，择生又来找着我说：汉口的事情还是要我去主持才行。于是预备好了的规模又不能不改变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选了二三十名精悍的同志，带了十名警卫兵，在九号清早向白沙洲出发。这一行人中，代杰、鹤龄、德谟和我，便是核心人物。
到了白沙洲时，暂时驻扎在那儿的武圣庙里，因为所要搭乘的小火轮要载第八军的军火，一时很不容易载齐。中饭是在那儿用的。由白沙洲渡过鹦鹉洲时天色已经黄昏，再从汉阳城外走过时更已经黑下来了，便点起了马灯照着走路。这个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敌人自然是看见了，隔着江便不断地有枪炮射来。枪声和炮声在夜气中响得更加透彻，但是却没有一个子弹打中。
汉水上面是搭着浮桥的，由那浮桥渡过宝庆码头时，马灯的光映在水中，水是异常的清浅。渡过汉口后当晚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和前两天派来的人接了头。在第二天，十号的清早，才搬进了设在后城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里的办事处去。
公司是有四层楼的西式建筑，楼下正中是大门，左侧是公司的门市，右侧是银行式的一个大厅，那儿在前做过银行。在军事期中是做着逆军的军需处的。楼上是旧势力的俱乐部，因此便被认为准逆产，由我们所派来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对于公司的营业没有加以妨害的范围内，我们把楼上楼下非公司的部分都占据了起来。楼下银行式的大厅便成为了总政治部的办公厅。左侧前面当门的一隅有一间小室，便作为了主任室，主要的几个人便聚集在这儿。我自己是时常在这间小室中的一尊沙发上过夜的。
当时的汉口还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吴佩孚逃走后还不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他会卷土重来。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都还没有开市，各种报纸也都还是没改换旧时的论调。刘佐龙所领率的鄂军集中在那儿。刘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隐隐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对于南北两方都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此外，还有好些新附的军队，那在名义上虽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实质上是形同敌国。我们跳进这样的环境里去，所负的使命便是要扩充革命的认识和革命的气势，来镇压周围的敌人。
我们开始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民众团体的组织加紧地进行，各种工会有组织的公开强化了起来，无组织的便重新加以组织。甚至如像省市党部的公开都是在我们的掩护之下成全了的。
就这样聚精会神地干了一个礼拜，各种宣传机关都拉在了手里。有一种美国人办的新闻也被我们把它拉了来。民众团体逐渐地产生，民气高涨了起来，汉口的市面便顿然改了旧观。我们自己在这几天中所过的生活要算是最紧张、最有趣味的生活，晚上睡觉的时间很少，多不过三四个钟头，甚至连熬几个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这样自以为痛快的时候，却于不识不知之间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二四
在移到了汉口的第五天，码头工会的工友们把一位著名的工贼郭聘伯逮捕了来，这人在一年后的武汉政府时代是枪毙了的。最初送到部里来的时候，部里的同志们便主张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规定上政治部并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便决定暂时把他扣留起来；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邓主任请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状和我们主张枪决以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意思。
犯人送来时是清早，待到傍晚时分，突然有一营人的队伍开到了政治部的门前，对着政治部阵列着。照那服装看来，知道是刘佐龙部下的队伍。这是犯人的党羽去怂恿了刘佐龙，要他用威骇的手段来把犯人夺回去的。部里的人不免有些惊惶，因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只有十名警卫兵，每次派两名在大门外轮流守卫。这十人的力量无论怎样是不能和那一营人抵挡的。我自己也隐隐地怀着不安，但我想到那来的人不会便有胆量动作。他们不过是来向我们示威，我们却也不好向他们示弱。我壮着胆子叫人去传那营长。那营长却很恭顺，他一个人走了进来。我在主任室传见了他。那是一位将近五十的人，瘦削的脸上满脸都带着烟屎，嘴上有点稀疏的八字胡须，身材也不高，穿的是臃肿的北洋军服。
我先开口问他：“你们来是什么意思？”
他有点狐疑不定的神气，吃格着说：“我们不知道贵台是什么机关。”
——“什么机关？”我反应了一声，“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
——“是，是。”他愈见地恭顺起来。
——“你们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逼着问他。
——“听说贵部……唉……逮捕了人。”他嗫嚅着说。
——“逮捕了人怎么样？”我没等他说完又抢着诘问他，“你是来要人的吗？”
——“不，不，不，不是那样，”他连连地把两手举起来摆着，“因为外边有不好的风声，我们是奉了上台的命令来……来……保护贵部的。”
我听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几乎忍不住要发出笑来。我也把我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
——“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们自己有警卫队，就有什么动静，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你们的军队不好这样轻易地调动，反而要惹出不妥当的风声。我请你从速把你的队伍调回去。”
那营长诚惶诚恐地便告辞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转——走！”的号令声，那开来的队伍又从原路开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演了一场空城计，在营长的司马懿走了之后，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场。
但就在营长退去后不上二十分钟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请示的人回来了，带来的邓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为然。他说我们政治部没有捕人杀人之权，在目前革命势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分，尤其是不可任性动作。他叫我们把犯人严加看管着，再听候发落。
我得到他的来示自然不很满意；但我也私自庆幸，因为我慎重地请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够先意承旨地体贴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杀，谁还敢妄杀呢？一场高兴不用说已经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还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负号来。
第二天清早，武昌方面又派了人来传达邓主任的命令，叫我把郭聘伯立即解过武昌。这个命令是表示着对于我们的绝对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们严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们解过武昌。他怕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会要任性枪毙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捕杀一名罪恶昭著的工贼会有这样的严重。在我的意思，初到汉口来，在革命势力还未巩固的时候，正好雷厉风行地做些行动出来示威，借此也可以收揽民心；然而上司的见解和我们的却是正相反对。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时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汉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轻易的事情。万一路上有了差池，谁好担待呢？于是又只得把十名警卫兵，留下两名在门外站哨之外，统统派遣去，护送着郭聘伯老爷过江。门卫的换班暂时也只好用勤务兵来假充了。
二五
事实是这样。在我们的请示到达武昌之前，郭聘伯的神通已经先到了彼岸。他的党羽在总司令部告了状，说码头工会的人任意捕人。这个消息把武昌方面的军事中枢歆动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总司令部出过一张布告，对于民众团体任意捕人的事严加禁止。一有我的请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经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们又主张枪决。这是很把邓主任作难了一下的。他还有更严厉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我的请示还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过江去了。
事情只是这样的结束，在我虽是觉得不甚痛快一点，但也没有什么，因为逮捕的下手人并不是我们。我们虽主张枪毙，但仅仅是一个主张，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请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条江水，邓主任对于我们的误解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十八号的晚上那时在总司令部秘书处担任着工作的蒋先云给朱代杰写了一封信来，就为处理郭聘伯的事责备他们不懂策略，办事太幼稚，同时叙及邓择生向他诉苦，说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说是我们几个四川人有点迹近把持，不应该在部中激成了广东派和四川派的对立。
这个非难真是有点像晴空霹雳，而且对于我们几个人也可以说是顶门一针。我们几个——代杰、鹤龄、德谟和我——太不凑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占着重要的位置，但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团结拢来的。代杰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担任着庶务科长，后来在要出发的时候因为我加入了宣传科，又兼带了行营秘书长的职务，他便以辅助我的意义，改为了宣传科的副科长。——这个名目都是临时定出的。组织股长的鹤龄本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在出发的前一天才转过政治部来。德谟入政治部比代杰稍后一些，他一直在担任着秘书。我们几个人都是个别地进的部。我在上海时虽和德谟相识，但并没有怎样的深交；代杰和鹤龄更是到了广东后才认识的。就这样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们，在拚命做着工作，连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诸度外的时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党派观念。在代杰、鹤龄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愤慨。我自信自广东出发以来是很能遵守纪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辞劳苦地干了两个月，却落得了一个感情家的评语，我心里真是不舒服。而这个评语不是择生直接向我说出，而是间接的诉苦，尤其是使我难耐。像这样羊头狗肉的革命工作，我决心不再干了。当晚便写就了一封辞职的信，请另简适当的人来负责。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过了江去。
十九号下午择生过江来了。到了政治部时已经是晚上，我回避着他没有直接和他谈话。他在主任室里和代杰诸人谈论了足足两个钟头，谈话的内容我没有过问。
二十号清早还在六点钟以前，择生派了人来把我请到他留宿着的旅馆里，那是同在后城马路，离烟草公司不远。
我穿着便衣走进他的房间里去，他已经把军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们在一张方桌旁坐下了。
择生带着一个愁蹙而又含着怒气的面孔问我：“你是在斗气，还是认真要不干的？”
——“两来都是，”我索性不客气地回答着，“气也要斗，职也要辞。”
在平常我们对他是很客气的，因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说的话都是绝对的命令，我们是只有唯唯听从的。这一次他看见我的态度反常，他就好像吞了一口热汤，闷了一下，有好一会没有说话。
——“在现在革命的工作异常紧张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反革命吗？”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情，一样可以革命。”
——“你打算要到什么地方？”
——“打算到上海。”
——“目前在孙传芳统治之下你能够去吗？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脑袋子已经不会在颈子上的。”
——“那倒痛快些，像目前这样的半死不活，羊头狗肉的革命，真是吃不消。”
择生又沉闷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缓和地说：“你对于革命的现状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目前革命的胜利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像我们政治部对于民众发出了许多的口号，但是一点也不能兑现。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事都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
我这样抽像地说了一遍之后，又举出了些事实来证明，同时也提到郭聘伯的逮捕这件事情来。我说：“为爱全一位著名的工贼，而失掉几万工人群众的信赖，这样的‘策略’我真是不懂。”
择生说：“你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革命军的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苦处的。总之，我们和衷共济地缓缓地做去吧。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老总不久要向江西出发，他希望着你去，但我们都委婉地谢却了。武汉的工作无论怎样是不能离开你的，我已经派了党务科长季刚去江西。你无论如何应该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干下去。我说你是感情家，并不是骂你的意思，革命家没有强烈的感情是不能够革命的。不过在目前，对内对外的策略都是应该讲的，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还有部内分出了党派的话，是有少数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无那样的成见的。我也相信你们决不是那样腐败的封建余孽。”
他诚恳地这样说着，说得快要流出眼泪来的样子，我为他的诚恳却不免打动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缓和了下来。
他最后又严重地下出一个结论：“总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够离开这儿的。就是代杰、鹤龄、德谟，都不许有一个人离开！你们离开了，政治部只好垮台。”
他说的话委实也是实际情形。在当时一切工作计划是由代杰经手，一切来往文电是由德谟经手，鹤龄是长于演说的人，并且又通英、法两国的语言，所以对外的宣传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担任的。他们三个人的确是一尊宝鼎的三根柱脚，我不过是代替着择生总成其事而已。他们三个人要走了一个，政治部的事情一定会办不动。又假使我走了，他们的兴趣也是会减少的。我本来有一多半是闹着感情，听了择生的一席话把气平了下来，只好答应他又维持下去。
那一整天择生都留在汉口，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过江去了。
但在夜间在主任室的办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张写了几行没有写完的信笺，是择生写给广东的留守主任孙炳文的。信里有这样的话：“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
二六
九月下旬，总司令部终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战事的中心已移到江西。总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来归附的军队很多，凡是有来归附的军队，他们最先所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所谓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旧军阀们看来，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样，是成为了革命军的必要的徽章。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各方面来归附的军队既多，所派遣到各处去的工作人员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带领的一个宣传大队，所有的宣传员，不久便被派遣一空。连公冕本人也就不得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总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后，有行营设在汉口，行营主任便是择生。同时湖北省政府也相继在汉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择生。他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自然很忙，因为工作关系留在汉口的时候多，顿在武昌城下的时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数政治部人员在九月尾上索性统统移到了汉口来。附属着的党红会也分遣到武汉各军的军医处服务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择生所要过江去的工贼郭聘伯又郑郑重重地护送过了江来，仍然关闭在烟草公司三楼上一间小楼房里。
政治部一搬过了江来，工作人员添多了，同时内部的负责人员也由择生调动了一下。他把编纂委员郭冠杰改任为总务科长，把属于总务科的财政股长也改换了。
冠杰是择生的同乡，也是陆军小学的同学，后来是改习了法政的，曾经在法国留过学。他因为和我是同姓，时常称我“宗兄”。他是择生最亲信的人，时常肯把择生的私话来传递给我。他初到汉口来的时候对我说：“择生时常说，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强，择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长沙时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汉口来的工作便杂乱得一点，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缘故。”
他一接了事之后，照政治部的规定，总务科长本是有批核一切来往公文的权限的，他便把德谟素来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过去了。但他对于这层却没有经验，每天几十百件的公文堆积在他的案头不知道怎样处理。过了三天又由邓主任的命令叫把所有的来往公文仍归德谟办理。
湖北省政府在当时真正是一种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那个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品都有。有的昨天还是罪该万死的旧军阀，而今天便一跃而成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勋。在咸宁以后和我们一同驰驱过两天的詹大悲和李汉俊在其中要算是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内部组织是分成四科，科长秉承委员会的意旨受各委员的指挥以执行政务；其中的教育科，择生要叫我去担任，连委任状都下了，是总司令部第七号的委任状。但这项委任我坚决辞退了。
有一天择生到政治部来，他问我：“为什么要辞退教育科长的事？文化工作正应该大干一下，除你而外没有再适当的人。”
我的答话很直率，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做官的，受你的指挥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员们的意旨我却办不到。”
——“你不干谁个好干？”
——“汉俊正是很适当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担。他以委员而兼科长，就和詹大悲一样，办事也会顺手。”
在我明确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后，大悲和汉俊也到政治部来找过我。他们起初以政府委员的资格，说要委屈我，要我一定把教育科的事情担任起来。
我仍然说：“我不愿意做官。”
大悲说：“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
——“不同的只是名目罢了。”我说。我在这儿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担任着委员而兼任实业科长，还有湖北矿务局的局长，你老先生不和前清时代的道台一样吗？”
大悲先生不动声色地笑着说：“这是策略问题啦，你知道我们是兼差不兼薪的。”
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对于他总有一种先天的厌恶。我自从认识了他以来便不高兴他，他的一切派头不外是一个官僚的模范。他老先生是惯爱讲策略的，说不上十句话便会有五个“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当时的中央委员，自从军事一进展到武汉以后，他俨然就像是邓演达的执掌鹅毛扇的军师。邓对于他也就和刘玄德之于诸葛孔明，如鱼得水了。
——“你不干谁个好干呢？”汉俊说。
——“你正好干啦，我已经向择生推荐了你。”
结果是汉俊说，他暂时为我代替着。又说他打算组织一个教育编制委员会，由省市党部的宣传科长、省政府的教育科长，以及其他适当的人物来构成，要我去做，但是我也谢绝了。
二七
江西的战事没有初到武昌城下时那么顺利。旧历的中秋第六军曾经攻进过南昌一次，但受到敌人的反攻。以众寡不敌反遭了一次惨败。战线绵亘着南浔铁路一带，敌人据着南浔铁路，以徐家埠为中心，上下策应，和他应战的有第七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一共好几师人，支持了许久，终不容易把敌人打破。在九月尾上孙传芳的军舰公然有两只开到了黄石港来，竟连武昌围城的兵士都不能不开了大部分去抵御。这个消息是保密的，但城内的敌人和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者有连络，却早知道了，乘着围城的兵力稀薄时，有一夜公然敢于派遣了一部分人缒城而出。适当其冲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混战了两个钟头，算把出城的敌人统统歼灭了。独立团也遭了很大的损失。那一团人经过几次的激战，所有的下级官长几乎是阵亡干净了的。
炸城的工事也遭了好几次的顿挫，有时是挖得太深，出了水；有时又挖得太浅，地面凹陷了下去；更有两次挖到了城濠，自己把地道穿破了。每遭一次顿挫，总要使前功尽弃，又来重起炉灶。因此工作便十分迁延，武昌城的攻破遥遥无期。京、沪等地及国外的报纸竟把守城的敌将刘玉春英雄化了，把他称赞得就和田单、张睢阳一样。
但是粮食的封锁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的。武昌城有二十万人口，围到了三四礼拜上来，城内的粮食估计早已用尽了。城内的人和汉阳、汉口的人大抵非亲即友，因此汉阳、汉口二地水面上的人物们便发起了营救运动，想把城里人救出。这在本军方面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和城内费了种种的交涉，在十月初头，便有开城放出饥民的事。约定了每天上午在一定的时间内由汉口派船去迎接，船上插着白旗为号。
头一次开城似乎是十月三号，饥民为要拥挤出城，在文昌门的城门口竟挤死了两个人。那些出城的人的确是很狼狈的，据说一般没有积蓄的人在头一个礼拜便已经绝了粮。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只是还没有闹到吃人的地步。有人把那饥民吃的土馒头给我看过，外皮是一种黄垢色的黏土和着一些谷糠，内面包着些狗肉和猫肉的心子，然而这恐怕要算是上食了。有储蓄的人自然又不同，但笼城期间过久，他们又有他们的焦愁和恐怖，这在事实上是促进了开城的原动力。
在那开城的前后，敌人已经失掉了斗志。城内的敌兵闹到一天只能吃得一二碗稀饭，城上的人每每有向城下的人打话的时候，他们向城下的兵士要饮食和烟草吃。城下的兵士问他们为什么不开城，他们把手棱在颈子上，表示他们的官长要砍他们的脑袋子。
但他们的官长，刘玉春和陈嘉谟，也派过私人到第八军去通过款曲。他们要求保全他们的实力回河南去，要南军让他们出城，开出一条路来让他们退走，南军不加以攻击。但这个要求是遭了拒绝。
就在这陈、刘二人想投降而尚存着观望的期中，他们的部下有一位旅长却着了他们的先鞭，首先派了人来投诚，约定了在十月九号的晚上里应外合，把宾阳门打开来迎接我们。这位旅长似乎姓刘，名字我忘记了。他的一旅人是编配在唐生智部下的。后来在武昌下游的铁路工程处成军的时候，唐、邓和我去监誓，各人作过一般训话。
双十节到了，在武汉要算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大的国庆纪念。
会场设在汉口北郊的华商跑马场，开会是在上午九时。参加的群众当得在十万人以上。团体旗、党旗、国旗的飞扬，国际歌、先锋歌、革命歌的合唱，口号的绝叫，万岁的绝叫，讲台上如火如荼的演说，各种音乐队的演奏，把那广大的跑马场化成了一片澎湃的大海。
正在开会中，武昌城攻破的消息传到了。这在我们本来是早已预知了的消息，但在一般的民众是出其不意的。消息当场传布了，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绝顶。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涛，就像要卷成海啸，把那十几万的群众都卷到天空里去。
怒涛一激动了起来，没有可以使它立地静止的力量。庆祝会的预定本来是还有好些人的演说，但都停止了。——演说已经是没有人听了。——于是便照着预定的路线开始游行。这对于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和在帝国主义掩护下的反动势力真是绝大的示威。
湖北总工会也是在这一天成立的，在汉口公会堂开成立大会。我参加了跑马场的庆祝会后又到这儿来。这儿聚会着的是各种工会的代表以及来庆贺的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这儿是革命的盐，革命的火车头，虽然没有那群众大会那么热闹，但所给予人的是坚实的铁槌般的感觉。
武昌方面在我们的军队进城之后，到了下午，又由第四军把刘玉春活捉着了。这个消息传到汉口来时是快要黄昏的时候，我们顿时印出了传单来散发，利用种种的方法来公布这个消息。有一个方法大约是代杰想到的，他叫人买了白布来用红水写着“刘玉春活捉了”的几个大字，把来围在一驾汽车的周围。让那汽车在汉口全市驰骋，同时又从汽车上散布传单。这一个消息，和公开这个消息的奇妙的手段，把在热狂中还未镇静的民众和市民愈见煽扬了起来。汉口全市都轰动了。汽车走一路，民众便簇拥在它的后面跟随着，到汽车把汉口巡游了一遍折回到后城马路来的时候，群众拥集在政治部门前不肯散，愈集愈多，把后城马路那条很宽阔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政治部前面的出入竟开出了一条火巷子来。
这仍然是那驾汽车所生出来的效果。
汽车本是从前吴佩孚坐过的一乘朱红色的轿车，用白布在三面围着，车窗恰被遮掩了，车的内部是看不出的。大家以为刘玉春便被囚在那驾汽车里面，因此都要等那车门打开，看着刘玉春出来。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一种收获。在晚上邓主任和铁罗尼过江来的时候，他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到达了政治部。铁罗尼大为惊叹，他对我说：“这样的群众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够看见的。”
二八
第二天清早八点钟，邓主任由歆生路的总司令部行营到了后城马路来，因为八点半要开一次部务会议。
部务会议列席的人是各科的科长、股长，以及秘书，便是主任。邓主任所主持的会议，名目虽叫会议，照例是一种军事独裁，他是先在自己抄本上写出几条大纲，接着便用命令式宣布。
他这回所宣布出的命令，是要政治部全部迁过武昌，驻扎在旧省议会里面，以后的工作是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
这个步骤本来是应该有的，但要全部迁徙却是出于意料之外。我的意思是仍然以汉口为本部，而于武昌设立支部。因为汉口无形中已经成为了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武汉三镇的社会中心，对内对外的工作都以这儿为方便；而且政治部的工作在这儿已经有了一个月的基础，不应该完全抛弃，搬到那偏僻的在各种工作技术的运用上都不灵便的武昌。注重农民运动的工作在汉口也可以做，武昌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办事处也就可以呼应了。
我把这层意思表示了出来，择生反对着说：“目前的汉口虽然是政治中心，但这是一时的现象。武昌已经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党部，都要次第地移过去。还有是政治工作人员应该过艰苦的生活，久住在汉口是会堕落下去的。”
决议自然是照着了他的意思，等待那做着第四军军部的省议会空出之后便搬过江去，同时汉口的办事处留下几个庶务员看管，只当成一个购置物品的机关。
在会开完后择生过江去了，我在那天下午得到空闲也渡过了江去。城里的情形自然是十分萧索的，商家都闭着店门，居民都瘦削憔悴得像木乃伊。我的去向是往省议会。议会前面的广场中停集着好些北军的棺材，有些是南军进城后才收殓了的。天气还热，棺材都是些菲薄的木匣子，尸臭异常地熏人。
走进省议会时已经是天快黑的时候了，四军军部正在搬家，我叩问了几位负责人，知道第二天上午便可以空出。政治部也就决定了在第二天搬来。
那时被活捉着的刘玉春是关在省议会的楼上的。一位副官把我引到那间房间里去。那是在楼上第一排右侧的第一间小房间，里面是黑洞洞的，只在一张桌上放着一盏马灯。进门在右侧的角上放着一张木板床，刘玉春面着壁蜷卧在上面，有一个跟随的人在服侍着他。引我进去的副官打了招呼。刘玉春起了床来，很客气地请我坐。
刘很白皙而肥胖，足见他在四十天的围城生活中是丝毫也没有受苦的。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虽然在缧绁之中，大约也是狃于素来的威势吧，态度很能镇静。
我在那时和他谈过一席话，在第二天的《革命军日报》上发表过。我开首恭维他，说他能忠于职守，能把一座孤城死守了四十天，是难得的事情。
他也谦逊着，说他只是一介武弁，只晓得服从上官命令，上官要叫他守城，他便守城罢了。
——“但是，”我说，“你所服从的上官，吴大帅，一从贺胜桥溃败了下来，便渡过江跑回河南去了；而你一个人偏偏要来顶着担子坚持，使武昌城内二十万居民，为了你一个人受尽了四十天的水深火热的痛苦。你们又在武胜门外放火，烧毁了无数人家，使多数负郭居民无家可归，这无论怎样怕是该你负责的。”
——“在军事上是出于不得已，军人是只晓得服从命令，只晓得打胜仗的。”他回答着。
——“你这样的话，”我又说，“怕不见得是出于本心。军人的天职是在保卫人民的，所该服从的命令是保卫人民的命令，要打胜仗也是为的人民；不是专为某一个人效奔走犬马之劳，不是为要保全一二人的身家性命而屠民以逞。我敢于替你把本心话说出来，你是相信着吴大帅会卷土重来，吴大帅一时是决不会崩溃。所以你能够多支持一天，你的功劳更大，你会多得一重犒赏的。”
——“我决没有那样的心，我可以对天地神明发誓！”他抢着话头来辩驳。
——“你不用掩饰吧，”我说，“这种想头是谁也应该有的，你、我也并不是圣人。不过就是为了你这一念，武昌城内外的居民，你想，是怎样地受了灾难？”
他沉默了下来，隔了一会又再说时，声音愈见和软了。
——“我们军人的脑筋很简单，”他说，“我们没有深刻的心思。”
照那语气上看来，似乎有悔恨的意思在他的脑中盘旋。我最后又问到他的家族。他说，他最罣念的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万一“国民军”的长官肯鉴谅他，使他能够保全生命，回家奉养，他以后决不再做军人，他要做一名驯良的老百姓。
和他谈了一席话，觉得他很真率，似乎并没有什么狡诈的地方，在旧军人中的确要算是难得的一个人物。他在我的谈话中似乎也感受了好些慰藉。当我把话说完了，和他拉手告别的时候，他很和蔼地对我说，他希望能够和我再见。他说他自从失掉了自由以来，来和他谈话的人都好像法官拷问囚犯一样，没有人像我这样的和气。
和刘玉春一别之后，在第二年的夏天他终竟恢复了自由。那时张发奎在做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我在做党代表，我们在旧督军署的总指挥部中还见过一次面。他还记得我，同时也还记得我们那一次的谈话。但他后来的情形是怎样，是不是做了“一名驯良的老百姓”，我不知道。
二九
政治部移到了武昌，驻扎在省议会的右半部，左侧的半部是要让给省党部的。幽囚过刘玉春的那间小房间开放了出来成为了会客室，在那东侧的一间大房间便是主任办公厅，其余的各科各股都分设在各个小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清早，便是开城后的第三天，因为闲着，我自己便带着了一名对于战地的情形比较熟悉的副官和一名勤务兵，向宾阳门走去。那道城门离省议会最近，在那崎岖不平的一条街道上走不上四五分钟便可以看见城楼了。城墙内面的脚部，挖出很多地坑，是北军躲避飞机的工事。
出了城，先走到左手的一段高丘上去，那高丘上的一段城墙比较低，那儿便是九月初旬两次夜袭所选来爬城的地方。阵亡了的人很不少，尸首在城下暴露了足足四十天才得以收殓。我去时，尸首已经是被收殓了，但在那儿压了一个月以上，被压着的草，腐化了，因此在那青草地上狼藉着的手榴弹的残骸中，还纵一个横一个地呈出一些人体的烙印。
在那高坡上立着怅望的时候，有一群日本的新闻记者也走了来，其中有几个是我在汉口认识的。他们见了我，便来和我客气了一下，拍了好些照片。日本人对于中国时事的关心，对于中国情形的侦察，真正的是无微不至。南军占领了武汉的时候，日本的各个报馆、各个通讯社，都派有专门的访员，勤勉地访查四面的消息；但是上海方面的本国的报馆和通讯社的访员，我却不曾看见过。中国的访员和记者，似乎只消用一瓶浆糊、一把剪刀、几份外国文的报。
城濠对面也耸立着一个丘陵，丘陵顶上有一座庙宇，四围有红色的墙围着，那便是长春观，纪德甫的阵亡处了。我怅望了一会，徐徐地走下了高地，想踱过长春观去凭吊。从那城濠的石桥上踱过，在对岸的右侧现出了一个窟窿，副官指着对我说；“那便是最初一个地道，打穿进了城濠来的。”
地道工作的根据地是在长春观下负郭市街最前头的一家茶店里。那家人家几乎被挖出的泥土所堆满了。屋顶、屋壁和堆积的泥土上的弹痕不计其数。
立在地道工作的洞口上看了好一会，我想上长春观的心事又改变了。我想缓几天等到择生或铁罗尼有了闲暇的时候，再约他们同去，好问明纪德甫阵亡时的地点和情况。因此我便离开了那儿，沿着城濠边，向通湘门方面走去。
走不好远，在城墙顶上呈现出一个缺口，副官指示着对我说：“九月下旬敌人出来夜袭的时候，便是从那儿缒城而出的。在那城濠里死了的敌人很不少，从昨天起一样地在收殓，但因为火材匣子不够，尸首还没有收完。
收了尸的火材匣子有好多还堆积在城壕边上，没有收殓的尸也还东一个西一个地腐化得不成形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奇臭。
走到通湘门，城门是闭着的。城门外也还横着好些尸首，有些是我们自己的人。我冒着那浓烈的尸臭，在一些死尸间向那城门走去，在那城门洞下也横陈着好几个尸首，都是穿着革命军的军服的。尸首大都偃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动了的，是靠着城门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个，两手叉着，头部是折叠在胸上的。这些阵亡了的勇士不用说都是受了重伤，爬到了这城门洞口来暂时躲避敌人的弹雨的；但他们的伤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阴爬回自己的本营都不能够办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儿饿死了。想到他们的彻骨的疼痛，想到他们的焦灼的饥渴，想到他们的绞心的忧虑，忧虑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乡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热的眼泪在眼睛里汹涌。但我那时候的感触却是没有流于感伤：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死是光荣的，他们的血是有代价的，他们是死得其所，是死而无憾。……但在七八年后的现在我写到这儿，我对于当年的夸张的感想，只能够自己对着自己冷笑了。
离开通湘门又朝前走了一节，走到了铁路的路线上来，有几架敞车陈列着，车上近城的一侧树立着五六尺高的钢板。那钢板上大孔小洞的弹眼，很像是暴雨落过后的沙面。很想再朝前走，由中和门或者保安门折进城去，但觉得路太走远了，费了已经不少的时间，怕部里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又只得从原路折回。
三〇
自从移到武昌以后，很像是已经失掉了弹性的橡皮带子一样，比在汉口时清闲得不可比拟。
在这时又是我烦闷开始的时候，我很想辞掉那时的位置，索性回到上海或广东去做点更称意的工作；要是不能够，便索性再退回书斋。
在武昌究竟做过了些什么事，我现在已经很模糊了。但奇妙的却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得异常鲜明。
政治部驻扎在旧省议会，本是在围武昌城以前便预定了的步骤。武昌开城以后，不料湖北省党部也预计着要设在那儿，他们在择生处办了交涉，又只得由我们让出一半来彼此分住。
我们先进去，因为是政府机关，自然便把国旗挂在屋顶正中的旗竿上了。省党部隔了有一个礼拜的光景又才由汉口搬过来，部里的人也很替他们帮了一下忙。
省党部一来，自然是又要升挂党旗的。在要升旗的一天，他们要政治部把国旗下下来，让他们把党旗升上去。开首是在下级人员间有了一番争执，部里的同志走来告诉我，叫我无论怎样不要退让。
接着很兴奋地来了两位省党部的人，他们来会我，说明要换旗。一个说：“‘一切权力属于党’啦，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一个又说：“党部是革命力量的中心，我们应该‘拥护革命的中心力量’啦。”他们都在把我所编拟的口号来作为大前提，对着我大发议论。
我对他们说：“国旗已经挂上了，又要下下来，未免不成体统。省党部的党旗，能够在前庭正中另外立一根旗竿来挂上，是再好也没有的。”
两个人看见我没有退让的意思便退出去了，又搬了一员大将来。
来的是t, t是湖北省党部的委员，同时又是省政府委员，又是共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我对于他，平常是怀着敬意的。
他很幽默，没有初来的那两位年轻人那样地剑拔弩张。他说：“党部办事的人总是很迂缓的，没有政治部的人办得敏捷。”他希望我们敏捷地另外树一根旗竿，把那屋顶中央的旗竿让给他们。
这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但因为要顾全部内同志的意气，我也不好由他的一幽默便软化下来。
我也带着幽默的意味说着：“国旗已经升上了，不好无故地扯下。要说省党部是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但是总政治部在出发时受了中央党部的委托，是有指导并解散地方党部的权限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t把他的态度改严重了。他说：“你要那样说时，那我还是中央委员啦！”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说：“你是路易十四的新翻译家，路易说‘朕即国家’，你现在把它改成‘我便是党’。”
t辞去了，结果仍然是在前庭中树了一根旗竿来，把国民党的党旗挂上去了。
这件事情想起来真是无聊，但那时的革命同志们大多数也每每爱闹着这样无聊的意气。三分来是革命，七分来是做官。
和这同样的闲气，初到汉口时也和市党部闹过一次。德谟办了一通公文给市党部，他因为政治部受过中央党部的委托，便把市党部当成了下级机关，公文送了去，由市党部的人附笺退了回来，说“本党部不便接受这样的公文”。结果是把中央的委托文件发表了出来，市党部虽然没有再说话，但是彼此之间的感情便弄得很有隔膜。他们对于德谟的批评特别严格，说他的“官僚气太重，不甘淡泊”。
到武昌来又由换旗这件事情闹得和省党部不和睦了，他们在外边对于我的批评，又是说“书生气太重，不甘寂寞”。
荏苒之间也就到了十一月初旬了。天气逐渐地寒冷了下来，江西的战事还迁延着没有解决。幸好武昌攻破后，把第四军的劲旅抽调了大部分人去应援，在马回岭的一战彻底地给予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九江在六号的清晨终被南军占领了。这个胜利的消息到达武汉时，是七号的晚上，那天正举办了纪念苏俄革命的庆祝大会，在那大会的兴奋还未平复的时候得到九江克复的消息，和在双十节的庆祝会上得到了武昌攻下的消息一样，把武汉三镇都歆动了。
就在那天晚上，择生由汉口打了电话来，叫我作出发的准备，到九江去。他说：“九江攻下了，南昌不日便会攻下，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异常吃紧，非我去主持不可。”
接到了命令，自然风急火速地准备了起来，挑选了六个我认为是能干而必要的同志和我同去。李德谟便是其中的一个。
但那时在九江和武汉之间，像黄石港一带，是还在敌人手里的。我们要往九江，便非改装不可。恰好在八号晚上有一只英国船要开往上海，我们便决定了搭乘那只船。八号清早过江去，在汉口置备了衣履，把装束改了，成了名实相符的便衣队。
因为要避开人的眼目，在晚上上船时只有两位便衣同志送行，都是汉口的负责同志。话头自然是每易回顾到我们初到汉口的当时。那时也是在反动势力还在蠢动的局面下跳进去的，他们都承认我们多少是做了一些垦荒的工作。有一位是市党部的组织部长，为德谟用上行下的公文和我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略略争执过的，到这时把所有的怨嫌都化除了，他特别恳切地同我和德谟握手，祝我们健康，祝我们前途无恙。
把送我们上船的人送上了岸，立在甲板上看着灯火中的武汉在我们的眼前移动了起来。素来是很沉默的德谟，在这时候立在我的旁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回可惜没有德甫和我们同路。”
他这一句话正道破了我那同一瞬间的怅触。
——“德甫停丧的地方你晓得吗？”我问他。
——“s同志是晓得的，我几次想约他去看看，还没有得到机会，s便派到江西去了。”
——“我连要到长春观去看看，都没有去成。”
我们当时对于武昌城的留恋似乎就只有这一点。在半年以后我们虽然也回过一次武昌，但那长春观我至今没有去看过，德甫停丧的地方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有那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宾阳门外的流血，就像已经旧了的影片一样，时而在我的脑幕中浮动着。
后记
这篇回忆录在《宇宙风》上分期登载了十五次，算登完了。我现在把全部重读了一遍，稍微添改了一些字句。在杂志上发表的本是三十一节，因原先的二十七、二十八两节太短，为保持全体的均衡，我把它们合并成了一节，故今成三十节。就尽它们以这样的形式作为我的定稿吧。这儿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提一下。本篇在发表“中途”，上海有一家幽灵出版社，把前二十五节盗取了去，作为《北伐途次——第一集》而“出卖”了。那儿公然还标揭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所谓“侯门仁义存”，真正是有趣的一件事。有好些朋友说，中国人不懂幽默，但据这件事情看来，我却感觉着我们中国人是第一等幽默的民族。——
敬录该《第一集》的代序之头一节，以为本《后记》的尾声吧：
“一九二五一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途虽然被人出卖了，但不论怎样，它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历史上的烙印，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1937年2月15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