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智宸沉吟片刻，然后正色道：“我这几天跟工贸部的老吕（原新华湾拓殖区专员吕振中）也密集碰头商讨了几次，初步厘出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感觉还不是很成熟，在这里不妨先给你们说说，听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完善之后再提交最高决策委员会讨论审议。”

“嗯，你说。”李良顿时坐直了身体，露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

郑立辉也收敛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

邓智宸清了清嗓子，娓娓说道：“我们初步提出了一个五管齐下的应对策略，即‘外拓市场、内养消费、优化财政、精准货币、调节结构”，这五方面必须协同推进，缺一不可。”

“首先，外拓市场。核心目标是为了缓解目前西属美洲市场断绝后的燃眉之急，我们需要再找几个能替代的新买家。刚才老郑说了，要打朝鲜，将其纳为新的倾销市场，从战略上看，这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长远方向。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朝鲜动武恐怕要等到与西班牙人的战事告一段落之后方能提上日程，目前暂时无法解决我们眼下迫在眉睫的市场缺失困境。”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目光放到东南亚，比如安南、占城、暹罗、柬埔寨等几个国家？虽然，这个地区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竞争，但他们本质上只是一个贸易垄断商，自身并没有多少工业制成品生产能力，无非就是将大明、印度、日本、南洋本地的一些特产商品进行倒买倒卖，赚的是贸易差价和垄断利润。”

“所以，我们可以设法让吕宋拓殖区和广东商站进行一番商业拓展，争取将我新华商品打入这些国家和地区。当然，我们绝不能忽视近在咫尺的大明这个庞然大物。即便其拥有强大的内部循环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但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好歹也能消化吸收一些我们生产的商品，比如清晰可见的镜子、色彩鲜艳的化学染料、清洁用的香皂和肥皂、精炼的白砂糖，以及军械武器。”

“以前，我们总觉得跨越浩瀚太平洋，漫长的海路，会让我们的商品平白增加一道高昂的运输成本，会显著推高最终售价，从而在大明和东南亚市场丧失价格竞争优势。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每年都需要组织庞大的船队往返太平洋，前往大明沿海地区接收移民，这些船只去程时，大部分舱位都是空的，处于未满载的状态，这本来就属于一种运力的巨大浪费和损失。”

“那么，我们为何不充分利用这些去程的空舱呢？我们运往大明的商品，在计算成本时，是不是可以大幅分摊甚至基本忽略掉去程的运价，主要只计算原材料和生产成本，加上一个合理的预期利润，然后在大明和东南亚市场以一个极具侵略性的价格进行销售？”

“如此一来，我们新华的工业品或许就能凭借其优良的品质和难以抗拒的低价，迅速打开局面，赢得一块宝贵的市场空间，哪怕这个市场很小，但也足够我们这副小身板吃饱。只要我们的商品能卖出去，换回资金，那么国内的工厂就能重新转动起来，工人就能拿到工资，国内的消费市场也能间接受益，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提振。”

“嗯，这个思路非常巧妙，变劣势为优势！”李良闻言，眼中闪过赞赏的光芒，点头认可，“我们每年的移民活动本来就获得了政府的大量财政补贴，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战略投资。利用去程空船运送商品，几乎相当于是免费的运力。那些空载的移民船确实可以不计或者大幅少计商品的运输成本。这件事，要立刻责成工贸部和航运司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拿出方案落实。”

“第二步，就是内养消费……”邓智宸得到肯定，神情颇为振奋，语速也加快了些：“我们必须要努力激活国内的消费，而如何做到这点呢？那便是要让移民们手里有钱，能主动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日常用品。”

“比如，对数量庞大且处于拓殖服务期的移民，我们是不是可以稍稍改变此前的严格管制和平均主义模式？可以考虑推行‘绩效抵扣’制度：将一些劳动表现突出、技能掌握快的移民的服务期限酌情缩减，提前半年或一年授予他们属于自己的田地和房屋，使其尽快转变为拥有私有财产和完整消费能力的自耕农。”

“或者，在他们超额完成既定垦荒、筑路、修渠等工作定额后，除了记录档案、作为未来分配资源的考评依据外，直接给予他们一定数额的现金奖励，使得这部分先进群体能率先拥有一定的现金支付能力，从而形成最初的消费市场源泉。”

李良立刻表示赞同：“这个法子好！既解决了移民的积极性和归属感问题，又盘活了一定群体的消费力，还能起到示范效应，激励后进，可谓一举多得。我们可以先选一两个条件成熟的拓殖区进行试点，如果效果显著，再快速推广到全境。”

“光是让老百姓手里有了钱，还不够，还得让他们‘敢花’，没有后顾之忧。”邓智宸继续阐述，“我们现在国家盘子小，底子薄，可能无法建立一套完善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但可以考虑先从最基础的生存保障做起。”

“比如，由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牵头，在各大城镇设立‘民生救济公仓’，储存基本的粮、油、布、盐。万一国内民众遇到天灾人祸、疾病伤残等意外冲击，无法保障基本生存时，经核查后可向‘公仓’申领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助其渡过难关。这能极大地增强社会整体的安全感和稳定预期。”

“再比如，考虑逐步增加义务教育的年限和覆盖范围，提高对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标准，在战争时期，可以考虑适当减少或减缓农业税费的征收额度和频率，实实在在减轻百姓，特别是农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