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

“知杂且落殿中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以朝散大夫、直集贤院出知外郡！”

“朕记得河阳府知府有缺……”

“且去河阳，为一任知府，署理民生，代朕牧狩一方！”

“诺！”吕陶深深一拜：“臣陶叩谢天恩！”

就这样，吕陶这位离四入头的御史中丞只有一步之遥的大臣，被赵煦罢黜。

旋即，赵煦召见中书舍人范百禄，命其草制吕陶出知的制词。

在制词中明确了，他在御史台的失职，并用上了‘往钦用励，毋忽朕训，吾将观焉’的文字。

这诏书发出，朝野震动，所有人都知道了宫中的态度

然后……

属于大宋朝的传统就开始了。

包括御史台在内的，几乎整个朝廷，所有有资格可以上书的大臣。

无论是文臣，还是武臣，不管是宗室外戚还是勋贵。

都纷纷上书，极言御史台的乱象，指斥宪司未能守职。

在这些奏疏中，孔文仲、刘安世、韩川为首的言官，被人扣上了无数帽子。

孔文仲还好。

这位孔子的后人，虽然在政治上和苏大胡子一样是又菜又爱玩。

但，他屁股确实干净。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贪污、受贿、结交外戚、宗室、侵占民田，徇私枉法……

无数黑材料，仿佛是从地里面长出来似的冒了出来。

而且，这些黑料还不像刘安世指责李常、李清臣等人在洛阳买园宅、在相州置田产那般，纯属脑补猜测。

有不少，甚至是有鼻子有眼。

显然是早有预备的！

于是，舆论哗然。

汴京新报在头版头条刊文，指斥御史台的混乱。

汴京义报上，更是刊载了署名为‘白石山人’的文章，拷问‘御史台到底是谁的宪司’。

在重重压力下，孔文仲先撑不住了。

在十二月丁酉（十九），也就是群臣上劄言事的当天，上表请罪，并求去。

紧接着，第二天戊戌（20），韩川等六名御史台官员，先后上表请罪。

刘安世比这些人多撑了两天，到十二庚子日（22），也顶不住了，上表自承罪责求去。

赵煦得知此事，只是冷笑了一声：“此獠怕是被人逼着体面的吧！”

“真是无耻啊！”

大宋的士大夫们，都是很体面的。

你看孔文仲，稍有风声，就立刻识趣的上表请罪求去。

其他人也只观望了一天，就上章求去。

对于群臣所奏的，几乎所有罪名，他们都不做辩解，只自承罪名，自请出知。

但这刘安世却是垂死挣扎了好几天，等到汴京义报拷问‘御史台到底是谁的御史台’，他才知大势已去，上章承罪求去。

赵煦自不会叫他讨得什么好！

元祐二年十二月辛丑（23）。

赵煦召见中书舍人顾临、范百禄，命这两人草拟罢黜诏书。

先是，右谏议大夫孔文仲，以谣惑大臣、诽谤儒师（程颐）的罪名，罢知青州。

这就是多少看了一些孔子的面子，从轻发落了。

至少，青州是个养老的好去处。

然后，又以‘结党营私，诽谤宰臣，妄议元老’的罪名，罢监察御史韩川等八人，为偏远军州知县、通判等。

紧接着，赵煦亲自口述，命范百禄制词，写了一篇措辞无比严厉的责贬诏书。

以监察御史刘安世，居心叵测、阴怀不轨之心，欲乱社稷国家。

勒停、冲替，责为永州团练副使，安置于郴州，编管居住。

并格外强调——遇赦不免！

这就是连半点机会也不肯给他了。

一定要把他贬死在郴州！

诏书下降，送抵御史台，整个御史台中都是一片抽泣，半个御史台今日之后，将为之一空。

有心人，更是发现了一个微妙的政治现象——

元丰八年，司马光回朝后，向朝廷举荐了十几位御史。

在过去三年中，已先后有王岩叟、刘挚、鲜于侁等数人获罪。

此外还有三人因守孝或者其他缘故去职。

在今日之前，司马光当年所举荐的御史，只剩下了五人还留在朝中。

经过这一次动荡后，当初司马光所荐的御史，就剩下了一根独苗——监察御史王觌。

别人怎么想不知道。

但王觌却只有一个念头——瑟瑟发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和王觌一样有着同样感觉的，还有在登州的苏轼。

大胡子的消息很灵通。

几乎是在孔文仲上表请罪求去的当日，就通过渠道，得知了京中的事情。

本来，已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多少有些固态萌发，再次开启了大嘴巴，到处议论和发表对朝政意见的大胡子，瞬间被吓得噤声，连续好几天，都闭门不出，直到元祐三年的新年，他才再次出现在官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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