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御史只有弹劾百官的权力，却没有举荐官员的权力。

得罪了御史，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可就算奉承好了，也捞不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况且，都察院里御史众多，你讨好其中一个，说不定就得罪了其他的。

要把所有御史都讨好，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只要得罪了一个御史，那往后的日子，就别想好过。

所以，京官们对于京城里都察院的御史，都是秉持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

能躲多远便躲多远，尽量不与他们打交道。

最好别让自己的名字，在这些御史心中留下太深的印象。

免得莫名其妙就被盯上了。

遇到一定避免不了的情况，那么，要与御史打交道的时候，也坚决公事公办。

绝不会落下任何“把柄”！

渐渐地，御史们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所谓的“清流”。

毕竟，想不当清流也不行。

可御史一旦外放巡视地方，那情况便截然不同了。

因为御史要对所巡视地区的官员进行全面的点评。

这些官员做得好不好？

是否尽心尽力、忠于职守？

有没有消极怠政、不为百姓办实事的情况？

是否存在贪污受贿等违法乱纪的行为？

这个时候，御史的一句话，就能决定许多官员的仕途前程，甚至生死命运！

外巡的御史，那才是真正的“见官大三级”。

说他们权势滔天，一点也不为过。

许多自身品级远高于御史的地方大员，见到前来巡视的六品御史，都会行跪拜大礼。

其巴结奉承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跪拜并非朝廷规定的礼制。

纯粹是地方官员为了讨好巡视御史而刻意为之。

久而久之，竟逐渐演变成了官场上公认的潜规则。

大家都认为接待外巡的御史，必须得这么做才行。

不然的话，巡视御史面对那么多前来行礼的官员，可能记不住谁向他跪拜了。

但肯定会对那个没有向他跪拜的官员印象深刻。

到时候，多半就会去调查这个官员，然后参他一本。

地方官办事有自己的难处。

即使是最清廉的官员，也难免有些“灰色”地带。

未必是自己贪污了多少钱。

但至少，许多自己经手办的事，是不能放到台面上来细细审查的。

认真追究起来，至少一个不合朝廷礼制的罪名，逃脱不了！

仅凭这一条，也足够罢官免职了。

可有时候要办事，这又是完全无法避免的。

完全死板的按规定来，那很多事，便都办不成。

所以，任是多清廉的官员，也难以经得起御史参他一本！

反之，要是哪个地方官员把外巡御史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等御史回朝复命时，若对他给出“为官清廉，一心为民办实事，对朝廷和陛下忠心耿耿，是难得的好官”这样的评价，那被评价的官员，必定会得到提拔升迁。

大明朝廷历来规矩，都是外巡御史给官员的评价，远比地方官员顶头上司的评价更有分量！

可以说，在京城的都察院里呆着，那御史便只是御史。

一名不起眼的言官罢了。

外放出了京，那就是“钦差大臣”！

掌握被巡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

地方官员为了讨好前来巡视的御史，可谓是费尽心机。

那股子殷勤劲儿，比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孝顺”得多。

尽管老朱大力推行惩治贪污受贿，手段雷厉风行，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但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只有事后的惩罚措施，老朱惩治贪污受贿的实际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

老朱治国时期的官场腐败，一点都不少。

更何况，很多时候，官场上的事情，远远不是简单的“贪污受贿”四个字，就能概括全部的。

官场上的利益交织非常复杂。

更多的时候，官员们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行走在“灰色”地带。

不是一昧贪财好色的贪官污吏，却也未必是毫无私心，清正廉明的好官。

好坏掺半，半灰不白——这才是绝大多数官员的现状。

正是因为御史外巡有着巨大的利益，乃是众人竞相争抢的“香饽饽”。

都察院的御史们，若要争取到外巡的机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竞争无比激烈。

每一个人都在暗中使尽浑身解数。

真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而且，朝廷在遴选御史外巡时，往往倾向于挑选那些此前有过外巡经验的御史，而非毫无外巡经历的“新手”。

往后若要从御史中选拔官员外任，同样也是优先考虑有外巡经验的御史。

毕竟，长期在都察院里闭门造车，仅精通“上奏弹劾”一事，对于其他实务皆不过是纸上谈兵，朝廷也不放心让这样的人去当官。

唯有先积累了外巡经验，再去担任其他的官职，方能水到渠成。

朝廷选官，向来遵循一定的成例。

除非能被陛下看中，打破规矩，破格提拔重用，否则，诸多流程，根本无法避免。

故而，第一次外巡，对御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甚至可以说，这直接关乎葛松一辈子的前程。

一旦错过此次机会，下次又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说不定，他就只能在都察院庸碌蹉跎一生了。

虽然所有的事情，都是“中间人”传话，他并未见过那位“大人物”。

但那名“中间人”绝对可靠，因此，葛松对此事深信不疑。

经过再三思索，葛松终于咬咬牙，下定决心，准备放手一搏。

其实，葛松内心是支持那些书生的，对他们的遭遇也满怀同情。

然而，在自己的前程面前，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自己心中的想法，真的重要吗？

根本不重要！

葛松也能猜到，那位“大人物”只所以挑中自己，而不是其他的御史，多半就是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

尽管督察院御史数量众多，但出身像他这么穷的还真没有。

其他官员的家中，大多有数百亩乃至上千亩的良田。

站出来带头反对新税制，难免有利益相关，为自己说话的嫌疑。

而将他这个“穷官”推到前台，则显得理直气壮，毫无私心，纯粹是为国家计，为社稷计，为天下百姓计！

这也是正是葛松的“特殊价值”。

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于是，便有了今日在都察院大堂上，他以书生的信件诽谤朝廷，诋毁圣誉为借口，大发雷霆的这一幕。

让葛松始料未及的是，眼瞅着事情就要大功告成，都察院的众多御史，在他的煽动之下，都准备联名上奏了，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左都御史杨士奇来了！

说起来，葛松也真是运气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