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又想起自己的那位笔友朱孙，不知道他对方孝孺之事，以及黄子澄一案，又会有什么独到的看法呢？

还是说，此人只懂治国之策，不通朝堂权力争夺的精妙呢？

要不然，也不至于只能做一个小小的编辑，还四处受人排挤，连向朝廷献计献策，都被别人抢了功劳。

……

随着朱允熥下令公审黄子澄，并全力抓捕其同党的消息公布。

朝堂顿时沸腾了。

朱允熥一出手，便是雷霆之势。

全国各地衙门，都张贴告示，“捉拿”黄子澄的同谋党羽。

三法司的邮寄地址，更是被《大明日报》直接公布天下。

于是乎，全国各地告状的信件，于雪片般寄来。

这个时代的民众，想要越级告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然老朱曾经下旨，任何人都可以来京中告御状，只要头顶大诰，就能将不法官员缉拿，押送至京问罪，沿途官吏，皆不得阻拦。

但理论毕竟是理论。

普通百姓怎么有能力冲进官府衙门捉拿官员呢？

自己被官员捉拿还差不多。

这道圣旨的真正用处在于，有能力将官员捉拿的人，那此人就不是寻常的百姓，而是具备了造反能力，可以召集人马，推翻当地官府统治的人了。

这样的人，如果愿意放弃造反，转而来京城告状，朝廷当然是欢迎的！

反过来，如果他没有造反的能力，那他就不可能真的抓捕得了地方官员。

也不用担心那道圣旨，会造成普通民众不听地方官员的命令。

因为对没有造反能力的人来说，这道圣旨是没用的。

反过来说，如果地方官府衙门被百姓纠集人马冲进去了，将官员都捉拿了，那说明地方官员，根本镇不住当地的百姓，无力治理地方，这种地方官，留着也没用。

正常来说，普通百姓要越级告状，还是非常困难的。

且不说律法上的限制，仅路程距离这种天然限制，就足以让绝大多数的人打消赴京告状的念头。

以这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对普通人来说，从千里之外来京城，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路上的食宿消耗就不低。

更别说，沿途还可能遇到强盗土匪。

但如今有了大明邮司，可以寄信，事情就容易多了。

经过几个月的全力建设，邮司已基本上在全国主要城市全面开设分司。

百姓们只要徒步来自己家附近的城市，购买信封和邮票，就能寄信。

三法司的邮寄地址公布后，全国各地告状及举报的信件，很快便如雪片飞来。

至于举报内容嘛。

“我家的牛不见了，我怀疑是隔壁王二家偷的，王二极有可能曾经勾结过倭寇，与黄子澄狼狈为奸……”

“我们县的县官对百姓十分严厉，肯定是黄子澄等卖国贼一伙……”

“我们这里有一个教书先生，曾经对黄子澄大加赞誉，朝廷要好好查一查他，多半是一个卖国贼……”

“我几年前，曾经听县里讲书的先生说，他认识黄子澄……”

“我听说朝中的某某官员与黄子澄交好，说不定他就是黄子澄的同党……”

……

总之，随着《大明日报》上正式刊登悬赏黄子澄犯罪线索的内容，号召百姓举报可疑的汉奸人物，三法司每天收到的信都堆积如山。

太孙殿下已经下了指示，黄子澄所犯之事，罪恶滔天，绝不能放过其同党，一定要追查到底。

不能遗漏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可黄子澄在朝为官多年，与他有交往的官员不在少数。

如今查起来，自是人人自危。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只是安慰人的话。

朝中官员都很清楚，就算自己没有参与，但真要被咬到了，麻烦就大了。

这个时代办案，很多证据都是可以瞎编出来的。

而且，口供往往是最重要的证据。

但口供通常又是是用刑罚逼问出来的。

这就取决于用刑审讯的人，怎么“诱供”了。

说自己不害怕被“攀咬”，那肯定是假的。

方孝孺的事，虽然不断有人提起，甚至还有人说方孝孺曾与黄子澄一起共事，要好好查查。

但朝中与黄子澄有关的犯罪线索车载斗量，根本查不完，自然顾不上一个不在朝中做官的方孝孺。

只有《大明日报》，仍然不时在角落里刊登批判方孝孺的文章。

这些文章，往往会打着批判的名义，介绍方孝孺的思想观点，同时阐述其在经典中的来源与依据。

然后再进行反驳与批判。

至于读者看了文章之后，是支持反驳与批判，还是支持方孝孺的言论观点，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毕竟，这个时代也没有评论留言。

读者的观点，无非直观的呈现。

总而言之，正是通过不断的批判，方孝孺所讲的新儒学，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偶尔，《大明日报》上还会刊登支持方孝孺新儒学的文章，以显示自己的中立。

这些文章会从多个角度论证方孝孺讲得好，讲得好。

……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批判。

方孝孺讲学时，前来听课的人，不仅没有丝毫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每次开坛讲课，听课者动辄几千上万。

新思想的风潮，如一粒粒的种子，撒向大明各地，并迅速生根发芽。

只是此时朝中的官员，已经没什么人再去管他的事了。

黄子澄一案，牵动着朝野上下所有人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