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卿伯二十岁中举人，二十一岁中进士，算是科举时代十分成功的一个人。他的高瞻远瞩和战略目光，已经在西南战事中展现出来。

他就像一个预言家一样判断着西南战事，甚至预料到了王三善所部轻敌骄兵会大败。当时形势一片大好，他的话被朝臣认为是杞人忧天，觉得他是担心自己老家安危，只当是一个笑话。

随后两河战败的消息传来，如徐卿伯预料的那样，满朝文武脸上无光，于是徐卿伯被下放了，由七品御史按惯例下放为四川从三品参政，将他从朝堂赶了出去。

就连天启皇帝，也被徐卿伯打脸。朱弘昭根本不管朝堂官员升调，只要不动他的那点小家底，朝臣怎么斗他都懒得管。

朱弘昭与信王前脚率兵南下平叛，后脚徐卿伯就被下派，这位也很干脆的辞职不干了。

对有些官员真的不能用官职品级去衡量，徐卿伯志在中枢，受不了朝廷如此的狭隘胸襟。与王家屏一样，心里反感干脆回家过日子，还想着朝廷政治清明后，会将他们召回去。

王家屏因为朝廷清算张居正而愤然离职，连内阁的位置都不要了。结果他真的赋闲一辈子，苦闷中写下了《金瓶梅》嘲讽世事。

而历史上徐卿伯也是郁郁而终，不到五十岁，看着日渐衰落的帝国，在绝望与忿恨中死亡。

三十一岁的徐卿伯，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年纪，在军机处接替卢象升，干着从七品的行人丞，做的比卢象升还要认真。

也因为朱弘昭对贵阳军民气节的肯定，和一举招降西南平靖战事的功绩，故而徐卿伯半月前抵达京师任职，因为亲善齐王的态度，没几天就成功挂上了齐党的帽子。

别看朱弘昭掌握军机处，就连最会钻营，由令吏升上来的军机处行人，他们受齐王大恩由吏变成官，可真没几人敢和齐王走的太近。

所谓的齐党，是一群很尴尬的人。只是和齐王关系好一些，有共同的强国梦想，可能因为走在路上遇到了相互聊几句，只要你是无党派人士，那你铁定戴上齐党的帽子

。

党派身份，不是你怎么认定，而是看其他人怎么认定。

各党相争，忌惮的是对手，害怕的却是这些顶着压力严守中立的朝臣。能拉黑一个中立朝臣，那他们共同的危险就少一分。毕竟皇帝若要清洗各党，只要没有足够的份量的中立大臣，那朝廷也动不了手。因为朝臣都结党，不管把谁洗掉，上来的都是各党成员…

不少人莫名其妙的就成了齐党，所以齐党是一个笑话，也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些人，甚至是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竟然成了齐党…

齐党的骨干力量，唯一和朱弘昭同进退的只有孙传庭。

其他的齐党成员，可以分成两派，一派就是原齐党成员为主，混合新加入的山东、河南东部、徐淮一带出身的非东林的党争官员。他们挂着齐党的帽子昂首挺胸，为的就是借齐王的影响力，从这次京察大计中保住官帽子。

另外一派则是朝中与朱弘昭有接触或间接接触的中立朝臣，李长庚这个老头儿就不说了，就连再次要回京的史继偕也戴上了齐党大帽子，齐州知州玄默，甚至连山东布政使徐从治，也成了齐党成员。

与朱弘昭合作密切的贵州巡抚王三善，乃至是史继偕推荐给朱弘昭，由朱弘昭提议新任的山西巡抚蔡复一，人和朱弘昭见都没见过，毫无联系的一个中立地方大员，也莫名其妙的戴上了齐党的帽子。

军机处里，崔景荣三番两次拒绝魏忠贤拉拢，徐光启也拒绝了东林的几次示好。于是这两位，也非常诡异的戴上了齐党的帽子…

这就是现在的朝廷，各党相争之余，还要将置身事外的中立朝臣拉下水。各党相争近三十年，这些中立朝臣很艰难的保持中立身份和政治态度，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把持住因为同窗、同届、或同乡关系投入党争。

更多的中立朝臣被各党相争的大漩涡卷入，被绞的四分五裂。所以朝中残留的这一批中立朝臣，都是稀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