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有，也是市政衙门雇的。这工作不是别的，正是清理元兴城内那些冻死冻僵的人，把尸体抬去焚尸炉里烧了，再把骨灰运出城倒掉。

就算是这种工作，大部分人也抢不上槽。为了防止这些流民闹事，每到年前，市政衙门都会加收“年安税”，除了被贪污掉的部分，剩下的税金基本都被用在了他们身上。在过年这段时间，市政衙门每天会给他们一个巴掌大小的苞米面饼。饼是用税钱买的，发饼的人也是税钱雇的。

年安税是按照人头收的，除了军人、警察和在官府做事的人，所有人都要交，连刚出生的孩子都要交。商户除了人头税以外，还要纳“捐税”，就是按照买卖的规模，按照一定的标准去缴税。这税是强收的，但名义上却是商户自愿捐给市政衙门的，所以才叫“捐税”。

由于流民的数量逐年增多，年安税的税金也在逐年增长，今年的人头税居然已经涨到了两毛钱。因为这个年安税，元兴人与外地人的关系，尤其是无业流民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外地人之间的关系也在逐年变差，他们拉帮结派，先来的排挤后来的，同乡的挤兑外乡的，有时候甚至会因为抢工作发生大规模斗殴，闹出人命来。

像这种帮派斗殴，市政衙门不管，警察总署也不管，军队更不管。顶多是警察总署派一队人在场外候着，两边要是能和，大家就各回各处，相安无事；如果和不了，那就打，爱打啥样打啥样，把人全打死都无所谓。

等觉得两边打的差不多了，警察就开始吹哨。吹完哨之后，他们会等个一两分钟，然后再开始抓人，谁跑的慢就抓谁。等警察抓完了人，就让抓来的人处理现场的伤员和尸体。轻伤员和其他人一起抓走顶罪，重伤员和尸体一道，运到市政衙门经营的焚化厂烧了。

如果事情闹的很大，惊动了上面的人，就把那些抓来顶罪的人毙了，息事宁人。如果没惊动上面，就继续押在牢里，等着给别人顶罪。不过元兴警察总署的牢房里从来都不缺替罪羊，如果实在是缺，就从街上骗些流民来，那样更省事。

所以一般来说，警察总署是不会管这种事的。他们要打，就任凭他们打，就算砸坏了人家的铺子，那也是他们砸坏的，和警察总署没有关系。

要报案也行，出勤费拿来！如果出不起出勤费，那么对不起，警察很忙的，这种小事你们自己处理吧！

事情结束之后，我请那军官和士兵们一起进宅子休息。军官不肯，表示这会儿正是忙的时候，得带兵去巡逻。

临走之前，他和我咬了几句耳朵，说最近生意不错，长枪已经攒下十五支，短枪已经攒下十八支，子弹有近五千发。这让我十分惊讶，任务中缴获的枪械，大部分都要上交，一次能攒下一支就算不错了。这才几天的功夫，他就攒下了三十多支枪，近五千发子弹，这效率也太高了些。

我觉得奇怪，就问了他一句。那军官回答说，今年比往年乱的多，持枪闹事的也比往年多，其中还有不少拿长枪的，而且缴获的长枪大部分都是新枪。他觉得这些枪多半是从军队流出来的，但具体是哪里流出来的，他完全不在乎。

这人肯定已经忘了，在做这笔生意之前，他所在的团就卖给我一百三十支步枪和二十五把手枪。毫无疑问，我要从他手里收的这批枪中，肯定有从毕锦手里卖出去的。

毕锦花钱从第七军团买枪去卖，结果卖出去的枪又被第七军团给缴了回去，转手再卖给我，他们一下子就挣了两份钱。这让我有些哭笑不得，随口感叹了一句，油水真是大呀，那军官嘿嘿一笑，接话说。

“可不是吗。虽然有风险，但这年头，不冒险从哪儿来钱啊？枪爷，我不是酸啊，要我看啊，如今穿大绿，不如穿大黄。大绿的油水，哪有大黄多呀？尤其是在京城，我这小黄一年下来都能捞个千八百的，那大黄得捞多少？如今您成了大绿，还是在文先生手下做事，那还能捞到钱吗？还能像以前那么自在吗？您说是不是？”

“谁说不是呢。”我苦笑着摇了摇头，“我就是天生的劳碌命，享不到福，没辙啊。”

“唉，我就那么一说，您可别听我的。”那军官又说，“劳碌也有劳碌的好，劳碌升官儿快啊。要论前途，我跟您肯定是比不了的。您这岁数儿就是上校了，三十之前稳挂将星。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也没什么想法儿了，可您不一样啊。您可是文先生大大夸赞过的人，搞不好以后会被记进史书里，这荣耀可不是谁都能有的。”

说这话的时候，北边响了枪。那军官见任务来了，立刻点起部队，奔着枪响的方向去了。我听这枪响的频率不太对，好像有愈演愈烈的架势，习惯性的想跟着一起去。家里人见我拎着枪想跟着去，立刻把我给抱住，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被他们强行拽回了宅子里。

进宅子之后，我才发现家里的女人也都出来了。她们应该是听到枪响，担心外面出了事，出来查看情况。如果她们脚步急，应该能听到我和娘的娘家人，也就是黎家人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