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中国技术人才的创造性思维不够，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惊人，换句话说，这就是提出问题的发散性思维不够，但解题能力的定向思维超强。大概是跟教育模式有关，这也是导致中国原创性发明少，但一旦某种原创出现，基于这种原创，中国技术人员能快速进行改进并投入实用。

但实验室这种模式出现之后，中国技术人才的发明能力被激发了。他们没有提出问题的习惯，但企业家有，企业家或者在市场竞争中遇到了难题，或者敏锐的发现某种需求，然后就会向这些实验室提出要求，实验室解决具体问题中，便诞生了各种发明。

1873年春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电力专科学校的学生，竟然把交流电鼓捣了出来。他是在自己老师建立的一个电力实验室中工作，很显然老师的行为并不是特别合法，有套用学校资金为自己谋利的嫌疑。他们是在解决电网公司希望降低输送消耗的过程中，发明出交流电系统的。

交流电和交流电发电机，其实早就被发明出来了。1824年塞巴斯蒂安·费兰蒂就发明了早期的交流发电机。中国学生发现，交流电通过提高电压的方式，在传输过程中，可以大大降低损耗。

尽管对于电动机来说，交流电依然不实用。可是对于电灯来说，交流、直流的区别不大。于是交流电网技术，就这样被发明了出来。他们通过严格的试验，很快就确立了一系列交流电的标准，比如频率和电压等等。

历史上，是特斯拉发明这一系统的，但受到了爱迪生的长期打压，导致交流电长期得不到应用，让特斯拉殊死一搏，宣布放弃专利权，允许任何人无偿使用交流电技术。才终于打破了爱迪生直流电系统的垄断。

但在中国不存在这种打压，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有数以百计的电力公司。受限于直流电电网输送能力的限制，中国的电力公司都局限于大城市，而中国的大城市极多，一座大城市一两家电力公司，就足以让数百家电力公司滋润的活着。

由于有这么多的竞争对手，新技术只要确实有优势，很快就会被投入应用，谁都打击不了技术。而且那些大公司，不但不会打压，反而为了维持固有优势，会最积极的采用、研发和推进新技术。

以前个别西方天才发明出了在西方无法应用的技术之后，除了个别野心勃勃，不甘失败的发明家会来中国冒险，或者一些大公司有能力将技术拿到中国试验一番，或者冒险生产产品来中国碰碰运气，最后有成功者，但也有大量失败者。

这些都属于盲目的个案，德璀琳开始进行有组织的行动。

他先是开始雇佣技术人才，在欧美各国抄录那些最新的，在西方已经注册了专利，但无法投入实用，同时还没有在中国注册专利的发明创造，同时组建专业的专家团队，对这些最新技术进行评估，推演有可能出现的商业模式，然后制定出纸面方案。

德璀琳不会冒险将这些发明投入商业，他只是拿着方案，去找中国的大公司，向这些大公司进行推荐，如果对方采用，德璀琳会向原始发明人购买这些在西方无法应用的专利，然后将成套方案卖给中国公司，他从中收取不菲的佣金又不承担商业化失败的风险。

通过将西方科技天才的灵光一闪的发明创造，有组织，有计划的介绍到中国，并且给出专业化建议，德璀琳等于是廉价出卖欧洲天才的智力财富。于是全世界的发明创造，更快速的进入中国，1868年英国人穆舍特刚刚发明含钨的合金工具钢，次月新技术就传到了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演化出了新的技术，中国兵工厂基于这种高硬度工具钢生产出了穿甲弹头。反倒是英国人，自己却让这项技术默默无闻起来，直到三十年后美国人才将高速工具钢推向市场。

德璀琳发明的这种商业模式推出之后，类似钨合金这种大量在西方埋没的新技术焕发了生机，德璀琳也攫取了超额的财富。但这种商业模式，没有太高的壁垒，很快就被其他公司模仿。电力领域的西门子，化学领域的拜耳、巴斯夫，机械领域的克虏伯等德国公司率先跟进，接着法国的施耐德，英国的卜内门，美国的波普爱迪生公司等，创始人不但有专业知识，而且极富商业才华的公司，就挤占了德璀琳的市场。

在这些专业公司，有组织的将西方智力资源输入中国市场后，中国开始成为全世界智力资源的汇聚之地，不但本国的研发能力被激活，全世界的天才都向中国市场贡献聪明才智，中国开始以异于任何国家的方式向前发展。

很快这些专业的商业科技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之下，就开始出现了新的业务模式。他们不再满足于将欧美新技术打包推销给中国公司，而是开始进行针对性研发。爱迪生先后通过出售自己的印刷机技术给中国一家印刷机生产工厂和将同步发报机技术给中国的全国铁路公司之后，得到了二十多万美元的专利费，然后他就组建了一个技术团队，建立了一个专业实验室，开始定向针对中国市场可以研发。

爱迪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的学历并不高，专业知识都是靠自学。可他发明创造的最根本动力，其实是发财梦。他有一个理念，那就是绝不创造人们不需要的发明。至于这个“人们”是美国人们，还是中国人们，爱迪生并不在乎，而很明显，中国的人们，要远多于美国的人们。

所以在发现中国人可以用更高的代价购买他的发明创造之后，爱迪生决心专门为中国人研发他们需要的发明，要知道他的印刷机专利权卖给华尔街一家公司，才得到了四万美元，而中国人出了十万，他的同步电报机卖给美国铁路巨头杰伊古尔德才三万美元，而中国全国铁路公司付出了十五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