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为了多从中国购买货物，俄国商人想尽了办法，他们无法输出白银，于是开始变相的输出俄国的白银制品，一度俄国出口中国的白银烛台数量激增，不是中国人喜欢俄国的白银手工艺品，纯粹是当作银子了。大多数直接熔铸。

现在斯佩兰斯基的银行放开白银输出限制，在恰克图开办了分行，俄国人拿着纸币跟中国商人采购货物，中国商人又拿到银行换成白银，流通马上不是问题，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而斯佩兰斯基收到的税收也就开始大幅度增加。

可这种良性运作需要时间，斯佩兰斯基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因为沙皇的援军开始回国，新的軍队也不断建立，俄国跟中国的决战随时都会到来。

1814年夏季，俄国軍队基本从欧洲撤回，乌法和彼尔姆两地已经聚集了三十万俄军，还有十五万在路上。

库图佐夫希望沙皇能利用优势兵力施压，跟中国人谈判。

但刚刚君临欧洲，在巴黎受到无数贵妇追捧的亚历山大觉得，这有辱他的尊严，他需要在一次绝对胜利之后，把和平赏赐给中国人，让这些来自东方的野蛮人见识到俄罗斯勇士的厉害。

可他勇敢的俄罗斯勇士，一茬一茬倒在中国营垒面前，中国人太懦弱了，他们把所有的驻地都要塞化，沿着从乌拉尔出来的河流，五公里就设置一个堡垒，那种看着脆弱不堪的土木堡垒虽然不堪一击，可却能让他们用少量士兵守住一段时间，等到他们的軍队支援。

这一座座堡垒，让沙皇试图断绝对方的后路都做不到。

这让沙皇对库图佐夫的坚壁清野战术十分不满，尽管同样的战术曾经击败了拿破仑。

但谁说库图佐夫不委屈呢，拿破仑从巴黎到莫斯科急于求战，谁知道中国人从南京到乌拉尔却不动了。

向组织抵抗军在西伯利亚进行骚扰，西伯利亚的交通线虽然没做到十里一堡的程度，可是西伯利亚的行政体系建立了起来，有斯佩兰斯基那个叛徒，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很稳定，又没有贵族组织农奴，指望个体的农民反抗不现实，群居的哥萨克早先要不是被摧毁了，就是忙着做生意，现在也顾不上他们的沙皇。

结果这样一来，反倒是俄国的供给受到影响，因为莫斯科距离乌拉尔山有两千公里，俄国人同样是在远距离作战。而且还没有城市和堡垒休息，一直处于野战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迫不得已接受库图佐夫的谈判建议。可是中国人竟然不接受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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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库图佐夫很快就开始担忧起来。

沙皇身边的亲信波佐·迪·博尔戈说只要用手指碰一下巴黎，拿破仑就会被推翻，是试图从政治上打击军事上无法击败的拿破仑，对俄国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俄国落后的政治制度，早就充满了矛盾，中国人现在在做同样的办法，而且中国人似乎比西方人更擅长玩这种手段。

库图佐夫收到消息，在中国軍队控制的城市中，斯佩兰斯基组建了市议会、行政院等政府机构，把一群对沙皇不够忠心的贵族、商人甚至平民请进了政府，用文官考试制度来选拔官员后，有大量的文人响应斯佩兰斯基建设一个文明的俄罗斯的号召，竟然真给他们控制了城市。

斯佩兰斯基把俄国公民分为三类，贵族、中等地位的人和劳动者；中等地位的人包括商人、工匠、农民以及拥有一定资产的小经营者；劳动者包括农奴、仆役和学徒。

规定了三种相应的权利：一般的公民权；特殊的公民权，如免除各种劳役；和受财产资格限制的政治权利。贵族拥有所有权利；中间地位的人享有一般公民权，如果财产达到一定要求，也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劳动者享有一般公民权利，由于没有足够的财产，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

行政区划分为四个级别：乡镇、县、省和国家。每一级均设有立法会议或杜马，全国一级的立法机构称国家杜马；二是法院系统，其中参政院是最高法院；三是各级行政委员会，在中央一级包括各部及中央执行机关。

乌拉尔是边疆区，因为贸易的关系，这里的城市里居住最多的不是贵族而是商人阶层，西伯利亚更是没有贵族。乌拉尔的农奴制还普遍存在，西伯利亚连农奴制都没有。

结果一群小商人控制了政府机构，农村则被农奴控制了。

而且改革不限于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进行的更彻底。

西伯利亚大部分永久居民既不是囚犯，也不是被强迫去的殖民者，而是为了逃避债权人、兵役、宗教迫害、尤其是农奴制的束缚而自愿移居那里的农民。

16、17世纪在欧洲俄国发展并传播开来的农奴制从未在西伯利亚生根，因为农奴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行使职能所必不可少的那些贵族的需求，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贵族并不迁移到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不具备可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媲美的吸引力。

西伯利亚避免了贵族，从而也避免了农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