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孙策有这样的条件，可以将征兵令曾经贴到每一里的里门上，让每一个百姓都有机会看到。

下达征兵令半个月，做好了充分的宣传造势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孙策从义从营派出一百余人奔赴各县，从应征的人中挑选合适的对象。这么多人聚集到郡治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到县治也不太方便，所以这些人会到亭一级，让应募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通过选拔，免得白跑一趟。

这都是后世征兵的通行做法，可是对这个时代来说却是一件新鲜事，一时间引起不少的轰动。这个时代募兵很常见，但大多是在人流密集之处树起大旗，就地征募，很少能像孙策这样深入亭里精挑细选的，一是没这实力，二是没这意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精兵的重要性。

孙策选择的时机非常重要。选择的时间选在秋收前半个月，选择结束，正是秋收，通过选拔的人也不是立刻赶到郡治集合，而是先回家收割，秋收后先在县集中，顺便将应缴的租税送到县仓，然后再集中到郡治准备集训，节省一部分运粮的消耗。

在兵员到达之前，孙策已经收到花名簿，两郡二十七县，共征发了一万两千余人，全是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青壮，身体强壮，几乎都已经成家立业，育有子女，既有征战立功的动力，又无灭门绝户的后顾之忧。两郡三十万户，一百二十几万人，只挑出一万多人，真正是百里挑一。

拿着花名簿，孙策很开心。“这就是我的子弟兵啊。”

虞翻向孙策汇报了盛宪的建议，孙策才知道王充这位汉代思想家也是会稽人，而且就是上虞人，与虞翻家邻县。

《论衡》后世被冠以唯物主义的头衔，如雷灌耳，但王充这个人却远不如作品有名。在这个时代更是名声不彰，除了本地人，知之甚少。孙策原本不太清楚这其中的原因，他听说过这部书，但没有读过，更谈不上研究。听虞翻介绍，才知道《论衡》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书，其中有很多对儒门、儒学的反思，比如反对厚葬，反对谶纬，更严重的是他反孔子。

严格的说，王充不是反孔子，而是反对神化孔子。汉代谶纬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神化孔子，孔子不仅是圣人，还是神，比如说孔子当泗水之葬，泗水为之却流。王充反对这样的风气，他力图剥去孔子身上的神性，将他还原成一个人。

这显然与儒门越演越烈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所以王充的学术不仅无法传播到中原，就连本地人对此都不以为然，知道的人不少，但赞同的人不多，虽然他们都知道王充的很多论述很有说服力，但非圣这点瑕疵足可以将所有的优点抵消。

盛宪在这个时候提出传写《论衡》，很大程度上是意气之争，要与吴郡学者争锋，但有一个背景也不可忽视。孙策本人就喜欢以事实反驳空谈，而且他对儒家经典的评价也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和王充的学术观点有契合之处。某种意义上，这是盛宪在思想上向孙策积极靠拢的表现，虽然盛宪本人未必意识到，意识到了也未必肯承认。

虞翻对这个趋势持欢迎态度，认为可以因势利导，大力推动。对中原人来说，吴会是边鄙，学术风气不如中原浓厚，变革的阻力会小一点。如果以此为契机革新儒学，吴会成为新学术的发源地，对孙策、对吴会都有利。

孙策接受了虞翻的建议，让他全权负责，不必事事请示，事后通报一声就行。虞翻感激不尽，随即约见盛宪，让他集结会稽知名学者，齐聚山阴，他要与他们一起研究部署会稽郡学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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