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挣的钱呢,只从那些好烟好酒上来。
这么说吧,一条香山,批发价一条三块七,官价零售四块九,实际上市场价格却能到六块。
虽然档次低了点,还不够洪衍武收购标准。
可光这一百条烟卖到市面上,利润就有二百三。足以弥补贱卖那些香烟的亏空了。
这样一来,其他的四箱好烟当然等于干赚。
别的不说,光一百条牡丹,批发价六块八,官方零售价已经涨到到八块四了。
再加上洪衍武许的百分之三十议价,这就是五百的利。
所以再加上两箱大重九,这么干一票就能挣个上千儿八百的。
这还不包括洪衍武再转手,通过旅馆谈业务,把这些烟倒出去的第二层利润呢。
就跟白给的一样,划算不划算?
谁能想的到啊,这让大多数的烟酒零售方龇牙咧嘴的政策,其实是个能发财的门路呀!
“顺子”一试得手,他也不独闷儿,跟着把这招也教给“淘气儿”了。
好,俩人从此一东一西就这么干上了,每个月也不贪,烟一回,酒一回。
而他们对糖业烟酒公司只声称有外地采购员的朋友。
“糖业烟酒公司”不但没起任何疑心,反倒为了奖励他们,还主动给他们放宽了一些搭售好烟的额度标准。
这不,这俩月下来,刨除经营成本,他们各自干落两千多呢,足以保证这两家店铺的存活了。
瞧瞧,这不就是主动能动性,这不就是各走一门灵吗?
有这样的手下,洪衍武还能不省心吗?
所以皆大欢喜,无论是洪衍武一方,还是西城“糖业烟酒分公司”,又或是郊区烟酒店,全都是获利方。
要说不高兴的,只有负责郊区烟酒批发业务的那些批发部门。
因为他们底下的零售渠道被“淘气儿”和“顺子”给抢了不少,差酒差烟自然都变得不好批了。
最憋屈的是他们怎么都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在郊区反倒便宜的烟不好卖了呢?难道农民还都要抽好烟喝好酒不成?
奇怪,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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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咱们就得说到洪衍武的生意了。
这一次,尽管洪衍武大撒巴掌了,前前后后至少有俩月一点没顾上。
但由于分工明确,奖惩合理,利益分配有据可依。
底下人各司其职,让各方各面都运转正常。
这就是制度带来的好处了。
甭管是吃偏门还是怎么地,反正洪衍武用公司化的方式来管理的这些灰色产业,在国内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创举。
他相当成功的让靠他吃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利益共同体。
也就充分调动了他们各自的劳动积极性,合理地发挥出了他们各自的能力。
实事求是的来说,他所制定的制度,从合理性、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已经超越不少当代的港资和外资企业了。
甚至足够成为工商管理课程上供商业精英们学习的商业范本。
而另一方面,洪衍武带的这些人正因为出身是最底层的,却因为他拿到了最上等的收入,改变了生活轨迹,有了光明的希望。
他们同样反馈给了洪衍武一种正常企业难以企及的回报,那就是忠诚度。
许多人跟着洪衍武干,如今已经并不光只为了钱了,对他有感激、还有信任、还讲情义、负有道义。
有了这些东西,这伙儿嘎杂子琉璃球们所产生的凝聚力,恐怕都能与我们最讲团结和集体意识的军队相媲美了。
但这还不算完,在大家都把劲儿往一处使的情况下,偏偏还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那想不发财都难。
于是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出乎洪衍武的预料,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比如说外汇券套购吧,当下的社会形式是这样的。
1982年4月,来王府井逛街的人们惊奇的发现,在这条京城最著名商业大街的南口,伫立起了一个4米多高,六米多宽的巨大的广告牌。
广告牌上的内容,罗列的全部是日本“ny”公司的家电产品。
几乎同一时期,电视台播放的东芝广告带来的冲击也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
京城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唱广告里的音乐,“偷去吧(toshiba),偷去吧(toshiba),新时代的东芝。”
而随着创刊两年的《家用电器》杂志的发行量上升到二十五万份,王府井百货大楼,也开始把过去的分门别类的各个家用电器组合并,成立一个包揽了几乎全部家用电器的专卖柜台。
再加上尚未来到夏天,市场上的冰箱、电风扇就已经开始供不应求。最热门的彩电票在黑市里的收购价已经跃升为五百块一张,几乎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这些新变化无不在向人们宣告,家用电器热潮已经来到,提醒着京城人,你们的生活将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时尚重新塑造。
那不用说,如今旅馆里谈成的业务中,进口的彩色电视机也就超过了烟酒,成了利润最高的主流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