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当初是分批走的，回来可是集中性的。这几年来光京城，就要解决上百万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想一想就知道实际情况有多么艰难。

虽然高端职业需要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才能担当。但别忘了，陆续平反的知识份子和领导干部又有多少？现实的状况，一个正职，得弄出七八个副职来，而且几乎都是占着位子不干活的。

另外“运动”十年里，大学校园也一直没闲着，每年还在毕业工农兵学员呢。

别说论资排辈本就是我们的体制特色。从实际情况来讲，工农兵学员也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差劲。

尽管这些被人们成为“半拉子”大学生的群体，在后来人们口口相传中笑话很多，什么数学专业不会看秤，中文专业错字连篇。甚至介绍对象一听是工农兵学员，就说“你不能给我介绍个傻子啊。”

但平心而论，工农兵学员是不应该全部遭受这种诟病和讥讽的。他们的整体素质是高于普通同龄人的。

这是因为不管有多少后门学生，哪怕制度再残疾。但大多数能主动争取这种机会的人，仍然是人堆儿里的佼佼者，是单位的聪明人。

那些不爱读书，不求上进的短视者、平庸者，根本没有这个信心和能力去争取机会，也不愿找这个麻烦。

特别是“运动”初期的时候和七四年之后应分开来看。

从七四年开始，学校课程设置开始趋于正规化管理。

到了七六届，几乎和“七七届”、“七八届”课程设置等同。许多课都是“工农兵学员”和“正规生”一起上的。

起码这三年的工农兵大学生和正规学生水平相近。

也正因为这些客观现实，这些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去向都不错。甚至因为政治条件过硬，在政工干部领域他们还具有独到的优势。

而且这些人在恢复高考以后，也不是无所作为，有些聪明的继续深造，考上研究生。还有一些争取到单位内部干部培训的机会。用党校、干校培训班的履历挽救了劣势。

反正总的来说，“七七”“七八”的正规大学生面对工农兵学员，并没有后来人们以为的那种压倒性优势。从学历上或许他们含金量高些，可论先发优势和搞人际、玩权术上的素质，工农兵学员不少人是反过来压倒他们的。

等到两个群体分出所谓的胜负，至少也得到八十年代后期了。

这中间还包括了工农兵学员后继无人，其中的许多人又靠研究生学历“洗白”了自己。还有正规大学生只宣扬群体中光鲜的一面的种种因素存在。

所以真正的客观现实，恐怕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千言万语融汇成一句话，我们国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就在苏绣这边殚精竭虑地替洪衍武着想，提醒着洪衍茹该如何防患于未然的时候。她可不知道，其实来旅游局对水澜也是无奈之举。

反过来说，恰恰因为同样觉得四年大学白上了，水澜还觉得自己委屈呢。她心里更不是滋味。

敢情“七七届”、“七八届”这些恢复高考后的首批“真正大学生”，从入校以来就倍受瞩目，被学校和公众都视为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他们的身上不知承载着多少人的期许。

而他们对于自身是栋梁之材更是深信不疑，临近毕业时都摩拳擦掌准备大有作为一番。

可这一切竟都是聚光灯下的虚假繁荣。当他们毕业分配后真正走进社会，离开校门才认清什么是现实。当他们身上梦幻的光环退去，他们这才看清自己的成色。

确实，学校给他们这两届大学生分配的的单位都不错，用现在的话说，全是些常人仰视的“高大上”去处。特别是作为名校毕业的学生，甚至还有一些特别的照顾。

比如说水澜，她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机工部”和“国科院”之间做了选择，去了后者报道上班。

可她恰恰没想到，“国科院”因为人满为患，只能在院属的档案馆里给她安排一个位置。

在新的工作环境里，工作虽然轻松，但实在没什么意思。

每天被埋在一堆报纸堆里，既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又不热闹好玩，让她觉得分外压抑。因此才待了不到一星期，她就受不了，找领导要求调换岗位。

可没想到领导的回复是根本不可能。

领导说档案馆里好多人资历比她更老，学识也比她更高，还没法儿安排呢。嫌工作没意思，要么你自己找路子调走，要么踏踏实实的熬着。

不重视知识份子？

笑话！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知识份子，科学骨干都淤了。连副研究员都是五十年代的研究生。

总得老的死一个，才能新评一个不是？

对知识份子的政策没落实？

那你说怎么落实？

你知不知道院里有多少已经立项的研究项目就是没法启动？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科技骨干连个小平房都没有，还两地分居呢？

不明白就去看看外面正在放映的电影《人到中年》去，像陆文婷这样的人，哪个单位没有？可谁也拿暴露出的问题没辙。

全天下才有一个陈景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