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鸡蛋卸完后，他们浑身的劲儿反而更多了。在蹬车回家的路上，他们俩简直像喝多了的人闹酒炸。

一个喊，“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

另一个更直白，“两辆车子八个筐，工资超过胡耀邦！”

都他妈不知怎么嘚瑟好了！也就是没人听见，否则绝对惹来麻烦！

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京城热闹的街头重新出现了很多茶摊，一些青年在那里满腔热情地卖大碗茶，供汗流浃背的过往行人去暑解渴。

从早到晚，顾客络绎不绝。前去光顾的既有本地职工、外地游客，也有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宾。仅前门一带的几个茶摊，一天接待顾客就有近万人。

干得最好的，也是后来唯一发展壮大的，是一个叫尹胜喜的中年人。

他是主动放弃了街道办事处的正式工作，带领一群待业青年，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以“京城大碗茶青年茶社”为名集体所有制的公司。

但这个在日后声名赫赫的“大碗茶集团公司”的创始人，此时做出的这一选择，不但为外人不理解。甚至这在他的女儿看来，也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

她不但从此不再去前门大街，甚至最怕听到别人询问自己的父亲。

因为外人知道后一说就是，“你爸一个正式的国家干部，怎么傻到扔了‘铁饭碗’，卖上大碗茶了？做买卖多丢人呀，干点什么不好？”

同样还是这个夏天，家住美术馆南，王府井西，“翠花胡同”里的郭培基和刘桂仙，正为了自己两个上山下乡返城的儿子发愁。

他们这对老夫妻都是做饭的，没什么门路。除了在街道办事处挂号排队，根本找不着办法解决儿子的问题。一个月靠俩人工资养活五个孩子日子也着实困难。

这种处境让老两口睡不着觉了。他们思来想去，俩人都觉得儿子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餐馆。

这样他们就去工商局提出要开饭馆来了，可此时国家在批转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文件中，虽然首次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但只允许向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饭馆可都是国营集体的，要想开餐馆、干个体，那可是件新鲜事儿。

所以哪怕刘桂仙跑了无数次，每天去工商局得谁跟谁磨。可仍然只得到一句回复，“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我们得再讨论讨论。这事儿，目前还很难办！”

这种结果不奇怪，毕竟什么事都要个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

在这一年，京城第一家个体餐馆的申请人，注定只有落寞的收获。他们必须还得继续坚持下去，继续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赢得命运的转机。

有关《军港之夜》的争论确实很轰动，老百姓们往往会把这件事拿来和《大众电影》“灰姑娘与王子接吻”事件相提并论。

但如果仅仅用文艺界的点风波来概括1979年京城的夏天，却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这两件事只能反应出京城百姓娱乐生活的一个方面罢了，实在太过片面。

像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如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开放，开始接待公众群众参观。或是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格?普雷马达萨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共和国儿童赠送小象“阿拉丽雅，其实也具备相似的轰动效应。

如果要再扩散到京城百姓全部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来看，那可圈可点的东西可就更多了。

不过要东一棒子西一榔头那么介绍可就太凌乱无序了。归本溯源，咱们还得把焦点聚集在最根本的地方。

那其实就是一个字儿——人。

必须得说，1979年的京城夏季，实在太过火热。但这种高温绝不仅仅是季节变化引起的，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人。

实际上这一年，可能京城人感触最深的，记得最牢的就一个印象，人多！

因为别看这一年的京城街头仍旧没有什么汽车，连骑自行车的人都不多。可是就是在这一年，似乎一夜之间，京城一下子多了许多年轻人。

他们就是1979年从各地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陆续返城的知识青年！

作家梁晓声把知识青年返城称作“飓风”。他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描写“短短几周，返城大潮已经如钱塘江大潮，势不可挡。这一年，返城的知识青年有四十万，加上刚刚中学毕业，已经不需要去农村插队的青年学生，这些游荡在城市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被统称为‘待业青年’。”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凭空多出来的人，才会导致京城的生态环境大为改观。

甚至由此引发的许多新兴事物的出现和不少旧有事务的改变，都堪称具有划时代里程碑似的意义。

首先说，人多了那就得吃、得喝。还得找事做。

光靠京城百姓的“购物本”，明显已经不能承担下这多出来的四十万张嘴。而面对京城里突然产生的四十万没有工作的青年，再多的机关工作也都是无计可施的。

于是乎完全的公有制经济终于开始打破桎梏，裂开了一道大缝子。

6月30日，在“京城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集市贸易管理的意见》，指出根据中央“广开就业门路”、“多办集体所有制的服务网点”的精神，要求积极组织待业人员发展各种集体经济之后，还没出一个月。京郊农村集市便已经有了52处、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建立13处。

京城人买农副产品一下有了额外的去处，方便了不少还是次要的，关键能买到指标之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