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什么陇西河湟，什么甘州肃州，距离他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即便是那个与京畿百姓只隔着一道山海关的辽东，如今的形势似乎也不再如同天启年间那般一日数惊了。

在京师百姓的眼中，来自山海关外的战火和威胁，似乎也只是存在于多年之前的记忆里了。

京畿之地的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不必经受战事连绵的折磨，不必经受异族铁蹄的蹂躏，曾经是崇祯皇帝梦寐以求的一个局面。

只是当这个局面过早地到来，尤其是在建虏未灭、西北未平的情况下到来，却让他不知道是应该感到欢喜还是应该感到忧虑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崇祯四年四末的京师，春暖花开、繁花似锦，天子脚下的百姓们，没人忧虑远方的战争，到处都是一派安居乐业安享太平生活的景象。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的反贼头子之一罗汝才奉旨入京，到锦衣卫指挥使司任职一事，并没有在朝堂上引起什么波澜。

大部分朝廷官员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而小部分听说了这个消息的官员们，充其量也只是在肚子里腹诽几句皇帝的妇人之仁而已，没有人把这件事情的发生看得多么重要。

唯有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自己，在心里为此暗自高兴不已。

因为陕北流贼曹操营的临阵倒戈，曹营首脑人物罗汝才、吉珪的入京任职，意味着崇祯皇帝本人之前推行的封堵流贼使之西进的战略，已经迈出了走向圆满成功的第一步。

接下来，大明朝的官军在西北可攻可守，在战略上处于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

只要弹药粮草供应得上，只要李邦华、袁崇焕、洪承畴、王廷臣等人不出现什么重大失误，流贼在西北地区的生存空间，就只会被压缩得越来越小。

最后，他们要么就是被就地消灭，要么就是得继续往西逃窜。

然而不管如何，从此往后，崇祯皇帝再也不用忧虑西北的流贼突然窜入中原腹心或者湖广地带了。

原本历史上，由西北流贼带给大明朝，带给崇祯皇帝的那一场噩梦，该是再也不会发生了。

因为眼下，不管是闯王高迎祥还是后来的李自成，又或者是夺占了西宁之后妄自尊大的大西王张献忠，作为流贼，他们失去了历史上的那个机会。

如今的他们，已经窜入了遥远偏僻的西北，再想如同历史上那样，于屡战屡败之下，一入河南和湖广之地，便刹那间如同龙归大海、如有神助一般，再次拥众数十万勃然而兴，并最终攻入京师、灭亡大明，该是绝无可能了。

随着崇祯四年春闱的结束，京师城内由春闱造就的那份特有的热闹与喧哗也渐渐散去。

不过，崇祯四年四月末的京师天气晴朗，春光明媚，而北京城里的繁华景象也是一日胜似一日，并没有因为大量落第举子的离去沉寂下来。

在这个柳絮飞舞的季节，京畿之地的天气完全地转暖了，那条联通天津、山东与北京城的大运河京畿河段，经过了解冻之初的再一次疏通之后，也重新恢复了通航。

从大明朝的江南地区出发北上的大批商货，沿着通航能力不断提升的大运河，连绵不绝地被运到了通州。

这些来自江南的粮食、布匹、丝绸与瓷器，从通州上岸之后，或者进入朝廷户部的仓场，或者由此分散到京畿各地。

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商货，还要继续向西走居庸关前往宣大、归化等漠南地区，向北走古北口、向东走山海关，输出到热河和宁远等地。

一旦被商人们运送到了那些地方，再普通的江南商货，也会一下子变得身价倍增起来。

与此同时，从西北来的一支支马队、驼队和骡马车队，也载着来自西北和塞北的大量物产，进入京师内外的各大集市之上。

尔后，要么直接进入京师城内的百姓之家，要么被南来的商人所收购，然后雇船南下，运到南直隶地区贩卖。

就在最近的短短两三年里，北京城的外面又新兴起来几处大的集市。

京师朝阳门外的东市，早在崇祯开海之前，就已经有了集贸大市的模样，到如今更是今非昔比，云集了来自京畿东部以及江南和海外的各种大宗商货。

而最引人瞩目的，则是京师西直门外新辟的骡马市。

虽说是骡马市，但是骡子并不多，多的是形形色色的骆驼和各式各样的马匹。

数量最大的，当然还是来自塞北喀喇沁部、多伦部、库伦部等地，以及河中各部的蒙古马。

从崇祯三年的年初开始，这些塞外蒙古部落的马匹，就开始大批量地被贩进京师，并从京师这处新辟的骡马市，陆续进入河北、山东、江淮各地。

大明朝内地缺马的情况，尤其是江南地区严重缺马的情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过去江南地区匹马值银百两而且有价无市的情况，如今也一去不复返了。

来自塞北蒙古部落的蒙古马虽然个头不高，比不上河西马那样身材挺拔，但是胜在四肢矫健、适应性强，正适合耕地拉车长途跋涉。

而田国丈家的四轮马车和车马行生意，也因为马匹来源的日益充足和马匹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而变得越来越红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