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派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优长。

其实说起来，在这两个道教的大派之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内心深处更欣赏全真派。

因为全真派的道士们，尤其是丘处机传下来的龙门道士，普遍奉行克己、忍辱，清修、自苦，不妻、素食等戒律。

相比于那些可以娶妻生子的正一派道士们来说，全真派道士显然更有出家人的修行在内。

但是，崇祯皇帝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选择正一派。

一方面固然有太祖皇帝朱元璋、成祖皇帝朱棣，以及后来嘉靖皇帝对道教正一派一再提携重用的因素在内。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真派的道士们，主要注重个人的明心见性、修道养生，追求的更多是个人的羽化成仙。

同时，全真派不是正一道那样的符箓派，不怎么搞符箓法术、炼丹制药、驱鬼治病、祈福消灾之类的宗教仪式。

这样一来，全真派固然显得比较高端有追求，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却是隔着一层东西。

这就像是佛教里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一样，一个是度己先度人，一个是度人先度己。

既然这样，崇祯皇帝也只能选择正一派这个更加大众化，更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道教派别了。

也是在这一道公开昭告天下的谕旨之中，崇祯皇帝谕令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正一道第五十一代嗣教大真人张显庸，携其长子张应京及门下高士弟子若干名，接旨之后北上京师朝见听用。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在谕旨之中，令辽东督师府鹿善继于医巫闾山选址修建辽东忠烈祠并医巫闾山烈士公墓；

令宣大总督杨鹤在大同府东北的白登山选址修建大同忠烈祠并白登山烈士公墓；

令直隶总督梁廷栋在军都山上选址修建军都山忠烈祠和军都山烈士公墓，并在紫荆岭上选址修建太行忠烈祠以及紫荆岭烈士公墓。

令东江镇五路都统制使安东侯毛文龙在安东镇守府辖内安州以北的妙香山，选址修建东江忠烈祠并妙香山烈士公墓，收葬阵亡将士遗骸或神位灵牌；

令贵州巡抚邵捷春在贵阳郊外选址修建黔西忠烈祠并黔西烈士公墓，收葬那些在平定水西之乱中阵亡的大明官军将士遗或者神位灵牌；

各忠烈祠，供奉真武大帝并关圣帝君神像，皆以阵亡将士神主灵位配享，由道录司正印正一嗣教大真人所遣弟子住祠主持，岁时奉祀。

礼部仪制司郎中许誉卿还在这次上书之中，建议崇祯皇帝亲自颁下圣旨，从江西龙虎山的嗣汉天师府和大上清宫中，抽调嗣汉天师府张氏子孙与正一派得道高士弟子，前往各地主持祭祀忠烈这样的国殇仪轨。

左副都御史贾继春、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以及从兵部都给事中转任礼部仪制司郎中的许誉卿，正是如今崇祯皇帝在朝中刻意栽培起来的一些御用喉舌中的中坚力量。

崇祯皇帝从护国忠义庙看完回到了乾清宫中之后不久，他在护国忠义庙所说的那些话，就迅速地传到了这些人的耳朵里。

仅仅过了两天之后，就有了这些上书请建忠烈祠褒扬忠烈的奏疏。

然而，毕竟还不是来自崇祯皇帝的直接授意，所以这些人的奏疏，距离崇祯皇帝的本意还是有些距离。

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这些御用喉舌们，本身也都是儒家所谓圣门弟子出身，让他们在公开呈递给皇帝的奏疏之中大肆提倡源自道教的真武大帝信仰，也确实有点难为他们。

如今，他们能够一起提出将敕建忠烈祠并由道士主祀、岁时祭奠的建议，已经算是不错了。

与此同时，对于这几个人的奏疏，内阁几位阁臣，尤其是分管礼部的徐光启没有提出任何拟办意见，原样照呈给了皇帝。

倒不是他们偷懒，而是这样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无从质疑。

虽然他们对于崇祯皇帝在护国忠义庙里所说的那些话，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且也有着深深的疑虑，有点担心类似当年嘉靖皇帝崇信道教的那种情况，再次出现于紫禁城中。

但是对于贾继春、牛聚明、许誉卿这几个人提出的建造忠烈祠，收祭万历以来阵亡官军将士的提议，他们却无从反驳。

而且不光是他们无从反驳，满朝文武大臣也没有人敢于反驳。

不是说这些人怕得罪这几个皇帝的御用喉舌，或者说怕得罪这几个人背后的崇祯皇帝，并非如此。

明朝的大臣们，还真就多的是那种不怕得罪皇帝的人物。

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大得军心的一个事情。

贾继春等人的奏疏送进宫中之后，连着两天，先是京师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们、左右护军们上书支持，然后就是朝中的大臣们陆续上书表态支持，比如兵部尚书南居益，兵部左侍郎皇明忠义讲武堂祭酒茅元仪等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和左右护军们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凝聚军心、激励士气的机会，作为全军将士的主心骨，岂能不表态支持？！

否则的话，以后五军都督府的这些都督护军们如何指挥各自所属的军中将士？

这个问题对于南居益来说更是如此，兵部尚书当然不能不支持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