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这个时代的通病，或者说是任何一个时代的通病，并不是一个两个负责任的清官所能够解决掉的问题。

如何发扬它们的长处，而避免它们的短处？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人员与人员之间，尤其是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了。

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是驸马都尉出身，是崇祯皇帝同父异母的姐姐乐安公主的丈夫，也就是崇祯皇帝的姐夫，算是皇亲国戚的一员。

而东厂提督太监方正化，则是内臣出身，属于皇亲国戚之外的另一股力量。

至于以五城兵马司副总指挥的职务实际主持五城兵马司事务的阎应元，则是武进士和讲武堂出身，完全属于皇亲国戚和太监内臣之外的又一股力量了。

这些人因为私利而走到一起去的可能性有没有呢？

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却微乎其微。

再说阎应元虽然还年轻，但其通州县衙捕快小吏的出身，却让他对人情世故十分精通。

根本不需要皇帝多说什么，他就能够从皇帝交办的事情中品味出皇帝的意思来。

别说阎应元如今有着崇祯皇帝这样的强大靠山了，就是没有这样的强大靠山，以其历史上的表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也注定不会轻易去投靠锦衣卫的皇亲国戚或者东厂的提督内臣。

这也是崇祯皇帝放手让他在京师四九城内建立起一套初级警察系统的原因。

再者说了，一个户籍超过叁拾万户、内外总人口多达百万的城市，没有一个专管治安的警察系统，也的确是说不过去。

明末的时候瘟疫流行，尤其是崇祯十四年之后流行于北方的鼠疫，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宣大之地多年战乱饥荒死伤枕籍且饿殍遍地，大量的尸体腐烂而无人掩埋，宣大边外的草原野鼠靠着啃食人畜尸体而大量繁殖，并将一种剧烈的病毒传播给了人类，最后传到了北京城。

但是，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那就是城内人口众多而且管理不善，使得大明京师北京城内的卫生和环境条件极其的脏乱差。

紫禁城就像是一座孤岛一样，被包围在一个垃圾遍地、无数横流，人畜粪便到处都是的污水之中。

甚至大量病饿而死的人畜尸体，都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任其在城中腐烂发臭。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是没有从晋北和宣大边外开始爆发并蔓延整个北方的鼠疫，久而久之以后，京师城内自己也会爆发瘟疫。

崇祯四年的春节，就在这种平淡无奇却又充满了烟火气息的氛围中过去了。

前两年春节期间给京师百姓带来了无数轰动话题的事情，比如元宵节当夜紫禁城内的元宵鹊桥之会，虽然一如既往地在皇极门前的广场之上举办了，但却没有再在京师民间引起多少关注了。

因为如今的大明京师内外，老百姓们所见识到的新鲜事物，一年比一年多了。

往年京师市面之上出现一块一人多高的玻璃镜面，或者家用的玻璃杯子等餐具器皿，都会引发许多人围观的情况，早就成为了过去。

来自京东河西务的玻璃器皿，虽然依旧昂贵，但是却不再稀有罕见。

而冬季运河封冻之后，通过海运直达天津的漕粮，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秋冬之际京师内外持续上涨的米价，还没有持续多久，就自己又掉了下去，恢复到了没有涨价之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来自塞北的一支支商队，也给大明朝的京师百姓带回来了大量的羊群，京师的肉价难得地保持着稳定。

虽然普通的老百姓仍然一年到底尝不到几次肉味，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即使最穷困的升斗小民，也还是要破费一点，买回来三两斤来自草原的羊肉，吃上一顿白面饺子。

至于前些年，在京师街头常见的饿殍与冻死的乞丐尸体，到了崇祯四年春节的前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了。

如今已经升任京师内外五城兵马司副总指挥的阎应元，在五城兵马司总指挥刘文炳的支持下，将他在南城兵马司指挥任上摸索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做法，在京师内城外城全部推广了开来。

以原有兵马司人马为为基础建起来，继续隶属于各城区兵马司的巡防营，一共建起来了十个。

一个巡防营根据管区的大小、士卒的多寡，分别编为了三到五个巡警队。

而每个巡警队又根据管区的大小、兵丁的多寡，以及管区内街市繁华和街坊人口的不同，又分设了三到五个巡捕房。

就这样，到了崇祯四年的春节时候，整个京师内外城中，按照原来五城兵马司的建制，一共建起了十个巡防营，共计四十八个巡警队、二百个巡捕房。

其中，大一点的巡防营，人手多达一千二百多人，而小一点的巡防营，人手则只有七八百人。

每个巡警队的人数，也多寡不一，大一点的三百来人，小一点的只有百八十人。

至于每个巡捕房，人数当然就更少了，大一点的百十人，小一点只有二三十个人。

不过，他们人数不多，事情却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