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本地的流民百姓，则在漕运总督袁可立的长期主政江淮之下，就地开荒屯田，淮河的南北地带、运河的东西地区，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分配给了那些开荒的流民。
沿着淮河和运河两岸的地区，也在漕运总督袁可立、凤阳巡抚杨一鹏以及淮安知府路振飞等能臣干吏同心协力的主持之下，募集流民，以工代赈，不仅疏通了常常淤积的运河，而且整修恢复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将这些地区遍布的大量河、湖、沟、渠、沼泽湿地，连接到了一起。
所以，当崇祯三年北方再一次大旱的时候，江淮地区的旱情，却因为有了这些河湖沟渠连接起来的水利设施，而得到了大大的缓解。
这三年来，被漕运总督袁可立持之以恒地加以推广的土豆、苞谷和番薯，不仅实现了自给，而且还有余力，通过袁可立的漕运总督府和毕自肃的两淮盐运使司的大量收购，用来送往北方，接济九边地区的军民百姓。
而明末历史上一直以民不聊生、动乱四起而著称的中原地区，也因为种种原因，使得当地的流民人口锐减，没有发生民乱。
首当其冲的原因，自然是福王府这颗毒瘤的被铲除。
老福王被赐死之后，福王府被夺爵撤藩，福王府及其舅氏郑家的七万多顷良田，在专门新设在洛阳的户部分司与河南巡抚衙门的主持下，进行了重新分配。
大量被福王府侵占了土地或者原本无地的佃户、流民们，分得了土地。
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虽然旱灾、蝗灾等天灾，依旧不断地在这个地区出现，但是分得了土地的百姓，有了土地，就有希望，并不会随随便便就造反。
另外，自从崇祯元年以来，在河南巡抚邱兆麟的力主之下，当年因为黄河决堤改道，而被淹没的豫东平原上的大量黄泛区土地，也开始募民开荒，进行耕种。
这一片广大地区，覆盖着厚厚一层干泥沙的土地，虽然种植水稻、小麦不行，但是种植番薯、土豆却是天然的好地方。
松软的沙土，充足的光照，反倒更适合番薯和土豆的生长。
崇祯三年的旱情，对于中原地区的影响虽然十分巨大，但总算没有完全的绝收。
再者，卢象升这个河北巡抚在黄河故道地区的大量招垦，也给当初那些在中原地区没有了活路的灾民，提供了一条活路。
特别是崇祯二年以来旅顺镇守府的设立，以及崇祯三年以来朝廷招垦令的发布，更是将中原地区大量破产农民和佃户等无地的百姓，给吸引到了河中和旅顺镇守府去了。
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移民离去，不仅大大减少了中原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也大大降低了这个腹心地区发生大规模民乱的风险。
也正因为如此，崇祯三年的干旱，尽管如同历史上一样严重，从春天到冬天，整个大明朝的北方地区，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和
但是与历史上的同一时期相比，大明朝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却极其难得地保持了一个还算太平的局面，没有再发生新的动乱。
崇祯三年冬季里发生在图们镇守府一带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身在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自然无从得知。
不过得知东江镇所辖地区，以及旅顺镇守府、热河、宣大、归化、河中等地户口大增，崇祯皇帝的心里却是十分满意。
也许，在这个严酷的冬季过去之后，来到这些地区的移民会损失个一成到两成的老弱病残。
但是无论如何，如今的局面来之不易，大明朝的形势总算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崇祯皇帝心中一直忧虑不已的山东、河南可能发生的民乱，并没有如同历史上那样发生。
而这背后的原因，说到底，都是崇祯三年以来自己一力推动移民实边的结果。
大量因为灾荒而无以为生的饥民，正是明朝末年各地动乱频繁的根本之源。
除了将这些致乱之源，全部转移出去，以移民实边的方式，安排到广阔的塞北沿边之地去开荒屯垦之外，崇祯皇帝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解决方式。
鼓动南北两京的勋贵阶层，将目光从田庄土地上转移出去，去投入发展工矿业，也能够吸纳不少无业游民，变相地解决流民的问题。
只是这样的方式，比起移民实边来说，还是见效太慢了一点。
实际上，自从朝廷重开了遵化白冶城的几处铁冶之后，崇祯皇帝鼓励各地发展工矿业的种种措施，推出了不少。
京东之地，从遵化到白冶城、永平府一带，大小煤矿、铁矿遍地，冶炼厂、焦炭厂、水泥厂等厂矿林立，官办的，民营的，以及皇家和各种皇亲国戚家的厂矿，林林总总算下来，不下上百家。
这些厂矿的兴起，的确是吸纳了不少来自北直隶的无业游民和宣大地区的战争难民。
但是相对于如今大明朝北方因为连年战乱和灾荒而形成的大量流民来说，这些厂矿所能吸纳的人口数量毕竟还是有限。
而且，现如今的整个大明朝，除了北直隶的京畿之地和两广总督府的佛山地区之外，并没有其他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像样的工业区。
即便算上大同府新兴的煤矿、碳厂，以及延安府一带新兴的猛火油采炼厂，整个大明朝也不过才有了这么四片像点样子的矿区而已。
因此，要想依靠发展工矿业，来吸纳大明朝相对过剩的人口，没有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是根本做不到的。
对此，崇祯皇帝不想等下去，他也不能等，他更等不起。
因为各种灾民难民流民的问题不尽快解决的话，大明朝还有没有几十年的寿命，谁也不敢打包票。
包括如今的崇祯皇帝自己也不敢说一定能够挽回大明朝在原本历史上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