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淮就站在门口。

我们面对面傻站了一会儿，他穿着黑t恤我穿着白衬衫，形势看起来很像天使挡在病房门口坚决不让死神进门。

到底还是我先客套地开了口，声音很轻，怕吵醒病房里的其他人。

“我听说你去美国了呀，怎么回来啦?”

七年不见，第一句话竟然这么拉家常。

是啊，否则还能怎么样，又不是演电视剧。

我们做到了下午我跟我爸聊天的长椅上。夜晚的医院里显得文静许多，白天的喧嚣芜杂掩盖了它生死桥的本质，让人严肃不起来。

所以晚上仰头看着红十字的时候，会格外体会到自己的渺小。

“我放暑假，”余淮说，“一年多没回过家了，我妈病了，我放心不下，回来看看。”

不知怎么，我感觉他有点儿紧张。

“什么病?严重吗?”

“尿毒症。”

我呆住了，却发现自己有点儿想不起来那位只有一面之缘的阿姨。

“那怎么办，每周透析吗?”

余淮点头：“其实已经换过一次肾了。”

我眨眨眼：“那不是会好转吗?我听说好多人排队好几年都等不到肾源，你妈妈这样真的挺幸运的，天无绝人之路，这只说明未来会越来越好的，你别担心。”